十月，江南进入金秋，凉爽的湖风轻拂岸边垂柳枝条，湖面波光粼粼，瓦蓝的天空云彩倒影在水面上，似梦似幻。
百花洲原本是解放军总部临时驻地，五月召开解放区参议大会时，因总部礼堂是整个中国最大的大会堂，这里理所当然成了召开参议大会最佳地点，于是解放军总部搬迁到城外青山湖去，这里就成了参议会所在地。
参议大会上确定北京为未来中国首都，在解放北京前，以原江宁（也就是太平天国国都所在地天京。解放军虽脱胎于太平军，与太平天国有着千丝万缕干系，只是两者理想毕竟相差太远，一个以变种基督教为指导，希望将中国建设成地上天堂；一个以建立高度工业化、自由、民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会为目标，不相信世界有什么神仙，在天王自杀后，解放军彻底摆脱了原本保留的一丝太平军记号，一切都要和太平天国保持距离，对太平天国敬而远之。）为临时国都，改江宁为南京。
虽然确定南京为临时国都，可毕竟南京打了十多年战争，先后被太平军、清军、英法联军、解放军攻占。战火无情，曾经繁华的南京虽然没有变成史前荒地，却也一片萧条，城里连一座完整的房屋都找不到，参议会中贫民只占了极少数，除了常常到到前线的解放军代表，就是商人和“开明绅士”。
不管商人与“开明绅士”如何对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新中国充满憧憬，让他们住茅屋，这是他们所无法忍受的。
解放南京后，城市已经在恢复，确立临时国都所在地是南京，城市建设加快了速度，可要清理废墟，建造适合参议会的大会堂、办公用房、住所，这都需要时间，一时三刻也建造不起来。
到现在搬迁到南京去的参议员也没多少，大多数还在南京，有什么事情需要商议，还得在百花洲大会堂。
说来也好笑，习惯了当奴才的中国人当第一次将国家命运摆放在他们面前，由他们来决定时，那些代表全体公民的参议员们一个个诚惶诚恐，觉得此事异想天开，万万没有天上无端掉馅饼之事。为此当时参议会议长史秉誉虽然用他那极富感染力的演说再三向议员们展示了事情由自己做主的美妙前景，可那些议员就是不相信――几千年来都是皇帝金口玉言，说一不二，那些大臣只是给皇帝提个醒，哪有让下面百姓自己做主道理！这不是让大家都当皇帝么？
清兵是代表了正统的官军，而解放军不过是草寇，那些议员深怕自己陷的太深，等官军剿灭草寇，自己到时候要被千刀万剐。
于是民主摆在大家面前，大家却一个个很有风度推来让去，谁也不会为建设民主社会真的添砖加瓦。当时虽然有参议会，可这参议会跟一言堂也没什么两样，史秉誉说什么，那些议员也就唯唯诺诺举手点头，或者有气无力拍几下巴掌。
只有参议会下面设置的商业委员会才热闹些，那些代表了商人利益的委员们为了利税设置高低，真有跟史秉誉拼命的架势，这也很好理解，利税定的高了，商人收入就要下降，既然议长一再保证要让商业良性发展，要钱不要命的商人们自然好争取就争取了。
当前线接连传来胜利消息，先是占领了福建，接着又将江西变成解放区，参议会中新增加了不少那些地方选举出来的参议员（大多数都是当地最大地主，当时地主与商人之间界线实在不清晰，商人从商业上发了财，都要在家购置几亩田地，为了避免这些大地主在当地对抗土改，这些人被邀请到参议会里面闲置起来，免得他们在当地碍手碍脚。），原本一滩死水的参议会因为这些人的到来，慢慢开始热闹起来。
所谓的热闹，是参议员们喜欢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发着农村土改运动实在是“糟得很”，若不是用钱收买他们土地，这些议员真有组织团练对抗的勇气――这话自然不能明着说。
宁波、绍兴的解放，浙江境内六万清军被消灭，参议会里的参议员这才发觉原来在“草寇”面前，所谓的官军根本不堪一击，这些参议员对民主突然有了兴致。既然草寇能将官军打得鸡飞狗跳，他们这些参议员为什么就不能开天辟地指手画脚一番？
参议员们别得不是很重视，他们惟独对土改收购田地价钱感兴趣，于是在参议员们小心翼翼申诉下，政府收购田地价格从近乎抢劫变得有那么些合情合理了，当时解放区商业蓬勃发展，虽然军费开支是大头，用来购买土地钱还是能凑出来的。
这些参议员发觉自己竟然真的能决定国家政策走向，加上湖南被解放，长沙一役，清廷重臣曾国藩自杀身亡，两广战事顺利发展，这些议员仿佛吃了兴奋剂，这下用不着史秉誉再念叨什么民主了，他们自己也懂得自己还有那么些斤两，参议会中开会就显得热闹起来。
真的将民主推行下去，再想阻止，重新回到老路上就没了可行性。
英法联军入侵时，那些参议员们很是彷徨一阵，不过彷徨完后，马上动员起所有力量，千方百计支援解放军与英法联军为敌，这时候参议会是最团结时候，只要议长说军方需要什么，为了打胜仗，工商利税需要提高多少，在参议会中没有不全票通过的。
大家都惟恐英法联军取得胜利，等清兵回来，自己一切都付之东流。何况反抗外国入侵，这是中国人历来就有的优良品德――除了石敬塘、秦桧、吴三桂之流，当然也要将一些研究未来一千年后那些入侵的异族会否变成中华民族一份子，现在与外族打仗会否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的历史学术精英排除在外。
这些参议员们虽然都读过几天书，他们境界还没达到将秦桧捧为促成民族融合大英雄那么高。达到那种境界的都是学问界大圣人，学问越大越反动，这话虽然说的偏了点，不过现在却是杨沪生、史秉誉之流奉为至宝的理论，这样的大圣人在中国只能让杨沪生他们请到农田去与那些贫农交流种田技能了。
没了大圣人出谋划策，对参议员们来说，异族打上门来，自己就应该将这些家伙再赶回去，这也很自然成了天经地义之举。
英法远征军被赶出中国，鸦片战争受到的屈辱一朝洗尽，解放区从上到下都有扬眉吐气之感――按照圣人所言，他们阻碍了民族融合。这观点自然不是那些学识浅薄之人可以理解的――百姓敲锣打鼓，参议员们也自我感觉自己是取得战争胜利的统帅，虽然决胜千里之外的是解放军将士，可运筹帷幄之中的却是他们这些在参议会中讨论国之大事的参议员们，没有他们奔走呼喊，献金献银，勒紧了裤腰带支援前线，解放军又怎么可能将洋鬼子关进战俘营？
知道自己重要性的议员们在参议会中自然懂得如何将自己观点表达出来，都那么多年了，他们也学会了如何运用送到自己手中的权力。
现在少了异族威胁，参议员们的本来面目显露无疑，开头为了立国纲领大家整的面红耳赤，除了参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要在中国实行民主，这种关系切身利益的条款全票一次通过，并且还想走的更远些以外，其他一切之一切都要争辩一番，好好的大会堂成了长舌妇骂街的场所。
民主、自由过了头的参议员们连杨沪生、史秉誉的面子也不买，非要一切按他们意思去办，如不是各方有各方立场，很多时候他们的观点简直水火不相融，杨沪生、史秉誉又利用他们之间矛盾，利用一方打压一方，就是再辩论个五年，权利法案也无法出笼。
权利法案勉强通过了，精力旺盛的参议员们又发觉土改偏离了他们想象。
因为战争，解放区经济有些萧条，政府手中银子不是很多，甚至可以说是负数，没有什么钱，用金钱收购田地自然进行不下去，很多解放区所谓和平土改，已经变成抢掠地主了。
大多数参议员们原本就是地主，兔死狐悲，他们自然将倾向性投到被镇压抢掠的地主一边，于是那些参议员们联手向议长施压，效果还不错，议长到南京走一趟，回来就说要提高收购田地价钱，要让地主们损失不至于太大。
再次取得议会斗争胜利的议员们还没举杯庆祝自己的胜利，事情却有了让他们瞠目结舌的变化，这变化自然不是杨沪生、史秉誉那边带来的，而是现在大会堂外面场面让这些高高在上的议员们心惊肉跳。
众多人聚集在大会堂里，水泥构筑的大会堂当所有通向外面的门紧闭起来后，里面透气性显然不是很好，里面的人们不停掏出手帕擦拭面颊上的汗水。每个窗台前趴着十多个佩带参议员标识的议员，大家面色灰暗看着窗户外面。
透明的玻璃窗擦拭的十分干净，从里面望出去，眼前一点遮拦也没有。秀丽如画的东湖就在眼前，只是这些议员们谁也没心思看东湖――他们就是想看也看不到，从大会堂到东湖岸边，原本绿草如茵的草地现在成了贫民窟。
外面聚集了十万从农村过来的手无寸铁的贫民。那些贫民衣衫褴褛，面色枯黄，虽然看起来精疲力竭，神情木然，可大会堂里面衣衫光鲜的议员们却一点也不敢小觑他们。
就是这些人在三天前还冲进大会堂，将议员们包围，唾沫液子将议员们衣服淋的仿佛刚从水里捞了出来，一些家伙甚至过分地跳到参议员们发言席，又叫又跳以议员们从来没听过的、最粗俗的语言威胁这些议员们。
要不是姗姗来迟的警卫部队将这些人请了出去，议员们真有被撕成碎片的可能。
对警卫部队反应如此之慢，并且没有动用武力保护议员们人身安全，议员们当时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可负责警卫工作的将军却很委屈地告诉大家：对群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解放军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对这些贫民，他们只能耐心劝说，不能动用武力，一用武力，自己就犯了罪，成了人民敌人，这可是写进权利法案的。
权利法案就是这些议员们制订的，一回想，他们这才发觉自己因为害怕军队干涉内政，还真得制订过这么一条，可现在自己的生命受到这些暴民威胁，这一条让军队无法成为议员们保护伞，这却是参议员们万万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