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有德部叛变之后，连续攻陷陵县、临邑、商河、齐东等地，每到一处必劫掠当地府库，释放囚犯来壮大自己的兵力，声势闹得很多，因此被此时正在平原周边地区巡视的山东巡按王道纯侦知----平原与齐东可是很近的。
王道纯立刻通知身处济南的山东巡抚余大成，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余大成居然不相信王道纯的消息，坚定的认为孔有德部不会叛变，无可奈何的王道纯只能接二连三的向济南报警，余大成觉得厌烦了，直接称病，拒绝处置这件事。
因此直到崇祯四年十二月初六，叛军攻陷青城，更多消息传到济南后，余大成才如梦初醒，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慌慌张张的派中军沈廷谕、武德参将陶廷鑨率数千人去讨贼。
十二月初八，济南和武德两部明军与孔部会战于阮城店一带，在这种紧要关头，沈廷谕居然还坐轿指挥，由此可见其麾下部队的战斗力有多“强”了，因此，一场激战下来，结果显而易见，沈廷谕部济南兵一击即溃，叛军见有机可乘，便一鼓作气的击败了陶廷鑨率领的武德兵，随后，在孔部叛军的追杀下，济南和武德两部明军几乎伤亡殆尽，沈廷谕、陶廷鑨“仅以身免”。
此时形势已经十分严重了，余大成手中没有兵，所以无计可施的他只能派部下乙邦才去招抚孔有德部----万历、天启年间，山东有兵额24700人，但崇祯二年，因为国用不足，采取了汰弱留强的方针，将山东兵裁撤至了15900名，随后的乙巳之变中，山东派遣5600名精锐入卫北京，至今未归，又为了增援大凌河，派出了水陆两师数千人，所以在孔有德叛乱并击破沈、陶两部后，山东只剩下不足4000人的部队，且分散在全省各地，根本来不及收拢了，应对孔部叛军。
桀骜不驯的叛军也知道山东实情，所以根本不想现在就被招抚，于是他们将乙邦才捆起来打了40军棍后放回，余大成见此也无可奈何，只能手忙脚乱的收拢山东各地官军，集结会剿，但这就有些缓不应急了。
作为孔有德上司和恩主的孙元化----若不是孙元化，孔有德等人在前次于东江镇叛乱时，就应该被镇压和严处了，所以从这方面说，孙元化对孔有德等人是有救命之恩的----却认为自己出面是可以招抚孔有德等人的。
所以，孙元化命令山东各地州府，不许对叛军相加一矢，以表示朝廷招安的诚意。
孔有德似乎也被感化了，在夺取阮城店之后，就再也没有沿途攻打济南到登州的州县。
于是，孙元化得意洋洋的给余大化写信道：“抚局已定，我兵不得往东一步以坏事。”
除了给余大化写信外，孙元化还解散了被余大化召集到登莱的援军，见孙元化信心十足，且孔有德部的动向也有些扑朔，所以，余大化将信将疑的也解散了会剿叛军的各路明军，坐视孔有德部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须全尾的抵达登州城下；只有莱州知府朱万年保持了清醒头脑，在叛军抵达登州的前10天，他便动员全城百姓严守城池，做了应变的十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