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多尔衮进入北京城后的第十天（1644年五月十二日），清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上言称：“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当年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明降臣方大猷为监军副使招抚山东。
十天后的六月初四日，多尔衮又派明降臣王鳌永以户、工二部侍郎名义招抚山东、河南。
说起来，清廷的行动是落后于南明这边的，但由于史可法进驻济宁后按兵不动，所以给了清廷以可乘之机。
1644年六月十日，多尔衮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统兵收取山东。
觉罗巴哈纳、石廷柱领命南下后先声夺人发出檄文说：“奉摄政王令旨，各调兵马前往山东等处。所过地方官民出郭迎接，违者以抗师治罪。”
同时巴哈纳又以平西王吴三桂名义大张文告，云为安抚残黎事称“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南下，牌仰山东等处速速投降”云云。
二十一日，巴哈纳等带领的清军进抵德州，占据德州的“济王”朱帅（钅炊）“仍欲拒命”，不愿归附清朝，然而由于“济王”的部下都是些乌合之众，又得不到龟缩于济宁等地的明军的支援，因此时任德州知州张有芳惟恐贻祸地方，便到处游说，朱帅（钅炊）等见地方上不支持其死守德州，所以被迫解散部众，拜表归顺清廷。
朱帅（钅炊）一降，原本其根据朱由崧密令收复的大名等地也一并落入了清廷之手。
占据德州、大名、广平等地后，为了对付山西方向的顺军，多尔衮把巴哈纳、石廷柱两部调离了山东和畿南，至此清廷在山东境内只剩下王鳌永、方大猷临时拼凑了一些散兵游勇，不仅战斗力单薄，数额也只有几千人。
单凭这些散兵游勇，王鳌永、方大猷自然是不敢轻易南下进攻开、曹、濮、东平、泰安、济宁一线的明军的，所以王、方两人便把目光投向了济南和济南以东的青、莱、登三府。
当年七月十二日，王鳌永在给多尔衮的报告中说：“臣于六月二十九日在德州拜疏后，七月初一日行至平原，值恩县土贼猖獗，恩、平两县相距二十余里，臣因留驻平原二日，遣官安抚。旋以省城（济南）土贼告急，人心汹汹，历城县知县朱廷翰络绎遣人催臣入剩臣随于初四日至禹城，初五日至济南，土贼闻臣至，各望风解散。臣亦分头遣官宣布圣朝德意。即有一二顽梗，地方官自足制之，可以不烦大兵。”
七月六日，也就是王鳌永占领济南后的第二天，明权德府事泰安王朱由（木弼）率领明德藩各郡王宗室具表归降；山东掌印都司苏邦政、济南府推官钟性朴等文武官员、乡绅也纷纷投降清军。
随后明朝署东昌道事工部主事于连跃以东昌府、临清州归附清廷，青州府通判李懋学、推官彭钦以青州府城归附，而当时“省城营兵尽汰，中原全无，文武佐贰亦缺，无官可遣”，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人不投降的话，清军是根本没有能力夺取这些州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