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会不久，树生爹被岁旦叫去学习去了。苏安这次不是批斗树生爹，而是叫树生爹每天打扫生产队的猪圈和驴棚。老秤和鞭杆只负责喂养。发救济粮的时候，苏安少发了树生爹一家的口粮，说是吃的多，说的多，就不干正经事。老秤骂树生爹吃饱了撑着，大家的事情，就他想做英雄？树生爹说他就看不惯苏安高高在上，一副狗嘴人脸的样子。
苏安照旧进行着平坟整地。苏成和木娃就跟在整地的人们后面，拖拉机冒着黑烟，响彻了索罗村和煲仔村的天空。我从犁起的土壤里，闻到了柴油的味道。为了保证拖拉机正常运转，堡子村和索罗村都要选一些精干的年轻人，去一百三十里远的县城打柴油。既可以挣工分，也有两毛钱的补助。狗娃说县城很繁华，街道上有叫不上名字的车子，也有没吃过的美食。很多人想去县城，但由不得自己决定，这些都要苏安和岁旦说了算。那时候去县城，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脚力和肩膀上的扁担。苏安给了狗娃路条和钱，我和雷子、狗娃披星戴月就出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去县城，雷子是第二次，狗娃是第四次。我们沿着索罗村的山路朝北而行，一路上弯弯曲曲的小路起起伏伏在山梁间。我们是翻山越岭到的县城，边走边闲逛县城。我第一次看见了楼房，街道上偶尔驶过的汽车。街上的人们时不时会瞟一眼我们，我从他们疑惑的眼神中猜得出，是我们的行头出卖了我们。因为我们三个都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肩膀上一根扁担和两根麻绳绑着的油桶。娘叫我穿新衣服，我说去担柴油，一来一去不知道要走多少路，新衣服不耐磨，旧衣服磨破了也不可惜。是丹丹给我找的这身衣服。苏安叫生产队给我们准备了三份口粮，每人半斤白面，半斤杂面，说是做些干粮路上解决饥饿。丹丹给我烙的饼子。娘悄悄地嘱咐丹丹给我热了些蜂蜜。丹丹在布袋里给我装饼子，我说留下给娃吃，我要杂面馍。
我也能从行人的衣着上辨别人的身份，只要呲牙咧嘴地笑，指指点点地看这看那的，基本上和我出身差不多，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村人。那些衣服干净，走路不紧不慢的都是城里人。不过城里人的脸上死气沉沉，没有我们乡下人活泼。我们的脸上洋溢着苦难的微笑。这种微笑是来自内心的，是劳动和岁月，还有环境洗礼出来的，是我们真实的心灵流露。我说要是有副货郎，我摇着梆啷鼓就能转遍整个县城。狗娃笑我傻，说是城里人不兴这个。路过一处街道的时候，我看见墙上刷着几行白字，我只认识……教导我们……其他的就读不出来了。雷子和狗娃争论了一会说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三个算是进过几天夜校，三个人才把墙上的字读了个大概。我说这没有索罗村的字好读，我不用看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雷子叫我不要乱说，我说咋的啦？雷子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刚说完，身后走过来四个戴着袖章的人，叫我们站着别动。我以为是抢劫的，准备抽扁担防卫。雷子和狗娃叫我别动。来人上前问我们是干什么的？狗娃说是替生产队打柴油的。其中一人要看我们的介绍信，狗娃从衣兜里摸了半天才摸出来，介绍信上面还有狗娃的体温，上面冒着热气呢！来人看了介绍信，指着墙上的标语问我们，你知道上面写着什么？我们三个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来人惊讶地看着我们，说你们不识字？狗娃说大字不识，我们只是路过。来人左看看右看看，仔细打量了我们一会后，最后还给了我们介绍信。问我们是不是迷路了？雷子说没有，我们认识路。其中一个年纪大点的叫我们赶快离开，去办正事。我们三个赶紧朝街道尽头走去。我往后瞄了一眼，狗娃说是公安，别往后看，我说这就是公安啊！雷子说是。我说没想到公安长这个模样。狗娃说都是人，还要长的和我们不一样吗？我笑了笑，我是笑我傻啊！
按计划我们是在县城住一晚，第二天再赶回家。经过一家照相馆的时候，狗娃说我们仨难得进一次城，就照个相吧？我和雷子高兴还来不及呢！从小玩到大，还没有在一起正经八百地照过相。我压根就没见过照相机是什么玩意，更别说相片是什么样子了。狗娃问照相馆多少钱？一个穿着黄色军服模样的男人打量了我们一阵后说，一寸两角钱，你们三个人就算六角钱吧！每人一张照片。现在照，明天早上就可以拿到照片。狗娃说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我们没那么多钱？黄军服男子又看了看我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雷子说我们是给生产队办事的。男人思索了一阵说，那好吧，就收你们五角钱。明天早上八点来拿照片。狗娃说能不能早点拿？我们想早点赶路回去。男人看着狗娃，又看了看我说，早拿可以，但要加钱。雷子问多少钱？男人把头伸进红绒布遮盖的三脚架里面看了看说，再加一角钱，你们晚上可以来拿。我说那就是再没有商量的余地了？男子说是。看在我们都是农民阶级的情份上，这是最低价了。狗娃用眼神看着我和雷子，我和雷子犹豫了一下，最后异口同声说，那就这样吧！我们把扁担和油桶放在照相馆的外面，男人指挥着我们站在了刚才他伸头进去的、红绒布盖住的三脚架的正面。我一直盯着红绒布，想看看相机长什么样子，到底是怎么才照出相来的。男人把头伸进红绒布里面，叫我们左右摆动了一下身子，又叫我们听他口令，要面带笑容，一二三、咔嚓一声，一道亮光。男人说可以了。我们还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男人说已经照好了。我试探性性地问男人，能不能看一下照相机长什么模样，男人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说着掀起红绒布，我才看清相机的庐山真面目。长方形的皮套里装着相机，黑不溜秋的一个大圆圈正对着我们刚才站的地方，圆圈上有玻璃或者镜子一样的东西，旁边有几个按钮。我问男人，这就是相机？男人说是。又指着闪光的地方说这是聚光灯，指着圆圈说这是镜头。我说就这玩意儿能照相？男子大笑起来，笑声里我听出男人有点嘲讽我的意思。就像我能听懂鸟语一样。男人笑话我是乡巴佬、土包子。他笑话我说他的相机是玩意儿，他咽唾液的时候，喉咙里都在骂我们是一群草包，泥腿子。但男人不知道我已经看出他刚才瞧不起我们的意思，我就不再打破砂锅问到底了。男人写了凭证给狗娃，狗娃把凭证依旧顺手揣在了怀里。雷子从身上摸出六角钱给男人，说好晚上来拿相片。男人说没问题，满脸欢喜地送我们出了店门。我问狗娃凭证上写了啥？狗娃笑说，白纸黑字，他只认的六角钱的字样。雷子说其他的写什么？狗娃从怀里拿出纸条，我和雷子看了半天认不出半个字来。狗娃说算了，别在这里装老爷，叫人家看见笑话死我们。我说那就办正事吧？狗娃说先逛逛，他知道打完油就没工夫逛街了，要看着柴油。
我压根就没弄明白一张白纸片上居然印上了我们的头像，黑白的，我们的五官非常清晰地印在纸上。那一晚我除了和狗娃逛了回街，给我的娃买了五个烧饼外，就是端详了半夜我们的照片。雷子笑话我看傻了。我说没傻，就是弄不明白这玩意就能把我们照得这么清晰呢？狗娃说我们走在了索罗村人的前面来了。我说这是真的，这么先进的东西，我们也是头一回享受。雷子呵呵地笑我被狗娃忽悠了，说狗娃早知道照相机，说是石干有一回来索罗村视察工作，和苏安、岁旦合影的时候，有一个人手上拿着的就是这么个东西。狗娃说他就这么点秘密，被雷子全都说出来了，那他还有什么关子卖给我们？狗娃说当时他就在旁边看着呢，灯光一闪一闪地，他以为把苏安和岁旦的眼睛闪瞎了。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看见大队院的办公室里挂着苏安和石干等人的照片，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觉的墙上的照片很入眼，一尺大小的相片看得人直咽口水。他琢磨了好几天恁是没琢磨出个头绪来，以为是我们的苏安要当大官了，要不然石干怎么和苏安都在照片中。有一天，岁旦看见他鬼鬼祟祟地老是瞟墙上的相框，岁旦告诉他那叫照片，专门拍领导的。我和雷子子听得津津有味。狗娃说大家当了一回领导了，这事回去的时候要守口如瓶，不然怕弄出个事情来就不好办了！我说当领导没感觉，反正我们回去的时候，不能把偷着当领导的事情说出去是真的。我就说起岁旦被驴踢过的事情，狗娃和雷子马上警觉了起来。雷子说小时候岁旦就爱欺负我们几个，他时常被岁旦欺负哭，那时候恨岁旦恨得不得了。这会儿小学、有化和有才不在身边，要是在的话，我们就全了，照个全家福这还差不多！我说迟早有这么一天的。我也没想到岁旦混到了队长的位置上，现在是苏安的左膀右臂。狗娃叫我们说话小声点，万一被人听了去，我们就是阶级的敌人。
第一次进城，很多我没见过的新鲜事物，亮着的灯泡，高杆上会唱歌的喇叭，两个轮子的自行车。我们三个吃了一碗酿皮，恁是没弄明白酿皮是用什么做的。我们带着干粮，就着一碗酿皮吃的美滋滋的，最后我们掰开馍，顺着碗边搽干净才收手。
回去的路上，我们走的比较快，心情好的缘故，也是我们偷着当了回领导后的惬意。雷子和狗娃、我都给家里买了烧饼，据说是县城一绝。钱是从家里带出来，苏安答应我们的要等到下月才能兑现。用惯了铜板银币的我来说，票子多少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票子的时候，以为是卷旱烟的废纸，气的老秤骂我是傻子。我说，绿颜色的纸上面不是写着1角，就是贰角，这和银币怎么兑换？老秤和娘笑话我傻到家了，现在是新社会，旧社会的钱不通行了。老秤再三交待我不要到处说家里有银钱。我说我知道，这事儿不用他和娘交代。丹丹在身后使劲地掐我。我说我只是好奇地随便问问，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傻。丹丹和娘扑哧笑出了声。自从有了票子，丹丹给我绣了个钱包，黑布做的面料。那时候我的钱包里就一直藏着一角，二角，一元，贰元的钱。虽然不多，是我和丹丹全部的积蓄。老秤是掌柜的，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老秤和娘在操劳。我还知道老秤手上有旧票子，红颜色的纸上印着面额一千元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