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几乎从未接触过政治或政治理论的人，突然爆发出对政治的热情。
“刚才那条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居住在农村当地满三年才有分地资格！”有同事反驳道：“而不是非本地居民的城里人！”
“人家虽住在城里，但是在农村有房有地，也不能分吗？”有人把问题掰开了来提问。
“嗯，这是个实际问题！”张隽豪见王建军没有及时回答，便接过话题。
“但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土地国有，再分配给当地农民，目的是安排就业，提高农业生产力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培育工业品市场。”
“目的清楚了，那我们再来分析具有分地资格的人，首先是农民，他必须要种地，若是分了地的人却不种地，或出租给别人耕种，那就违背我们分地的初衷了。”
“还有分地也不是免费的，所有土地承包者都有交租或纳税的义务，姑且叫地租吧，原来我们定了一成五的地租，若城里人分了地，自己却无法或无人耕种，就会造成土地抛荒的后果。”
“有人说，可以租给别人耕种啊，但是，届时农村家家都分了地，你租给谁？地租多少？高于国家的一成五，谁愿意租赁？平价租赁的话，你要求分地还有意义吗？”
张隽豪条分缕析，把道理讲的清清楚楚，台下与会人员频频点头。
“为政者，制定政策一定要从大局出发，从发展出发，从留有余地出发。”
“首先，比如这次土地国有化，就是从政治大局出发的，对地主阶级采用的是剥夺的手段，而不是以前赎买或置换的方式，所以不能再温情脉脉，更不能有道德负疚感！。”
“其次，城镇外围和周边的土地要统一规划，留出城镇发展扩容的空间和面积，不纳入分配计划，避免出现拆一代拆二代。”
“其三，制定任何政策，都要给政策执行保留冗余度，就是政策灵活性的空间，否则就容易把执政者和老百姓对立起来，而我们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我这样说，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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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扩大会议，所以，张隽豪的发言风格有所变化。
“清楚，太清楚了！张司令！”台下的回应，让五大常委心里踏实了。
“那继续讨论吧！”王建军主导会议议程。
“第三条，据史料记载，由于大宋课税繁多，有很多缴不起税捐的农民破产后，逃进了山里湖泊，自垦自耕，成了逃户，这部分人怎么分地？”
“动员其出山或离开湖泊，回到原籍或就地分地！”还是张达文回答。
“他们要是不愿意呢？”有人提出刁难问题。
“免费分地本身就是一大善政，还有配套的免费的义务教育，平价医疗，不要小瞧他对农民的吸引力。”
“如果经动员和劝说，其仍然不愿出山，那就等到他们后悔时再出山分地吧！”
“老张说的不错，除非是傻子，否则就不会拒绝回原籍或就地分地。”叶雨轩附和道。
会议讨论的议题，慢慢从小农经济开始转移到社会服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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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二条，面临地域广阔、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如何普及义务教育？”
“大宋文化昌盛，各乡各县几乎都有秀才，但大多数都在上升通道上，遭遇挫折，他们就是我们的目标教员，届时我们的政权已经下乡，我们的执行力能将各地的人财物整合起来，义务教育一定能得到普及。”
王建军侃侃而谈，轻松化解问题，教育最大的瓶颈就是教师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