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继续做梦。
今天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秦汉时期天下第一谋士，张良先生。
我说，王朝末期，总会有人进行变革，试图重振雄风。宋末有王安石变法，明末有张居正改革，清末有没有？
他说，有啊，康有为和梁启超搞的戊戌变法。梁启超是王安石的铁粉，还为偶像写过一本《王安石传》，是坚定的改革派。不过，戊戌变法只昙花一现了103天，然后呢，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被押到菜市口砍了头。临死，谭嗣同还在监狱墙上涂鸦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我问，康有为和梁启超呢？
他说，逃到日本去了。
我问，高层里谁是变法的支持者？
他说，光绪皇帝。
我问，那咋还会失败？
他说，光绪是皇帝不假，但慈禧才是那时的实际掌控者，他本身只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咋可能为改革派提供庇护？康有为与梁启超对光绪最大的误判是把他当成政治权力的核心，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变法将是一出喜剧色彩的悲剧。
我说，我记得学戊戌变法时，历史老师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转弯太急了，试图一夜走进新时代。
他说，有这方面的原因。前面我们介绍过，清朝开放港口后，委托洋人帮助经营海关，时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这就是犯了欲速则不达的大忌。当然这不是根本原因。
我问，根本原因是什么？
他说，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冲突。两者看似是同一个利益，其实不是，只能二选一。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御史文悌。他提出最强有力的反对口号是“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慈禧一琢磨，妈呀，这是想牺牲我大清王朝而兴中华？那不行，我把他们几个砍了。
我问，戊戌变法跟之前的变法有什么本质区别？
他说，王安石与张居正，本质还是税务改革，为国家搞钱。戊戌变法的根本诉求则是给大清换操作系统，想直接复制日本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
我问，为什么不复制英国的制度？英国当时不是更强大吗？
他说，当时的清朝跟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很相似，同是封建制，同是被西方列强蹂躏着。日本搞明治维新后快速站了起来，然后发动甲午中日战争试了试火力，一炮把大清的有志青年们给炸醒了。康有为发动了1300名举人联合上书，要求改革。怎么改？学日本，搞类似明治维新的变法，让国家如日本一般快速强大起来。
我说，初中时学过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序幕。当时只是觉得这群人咋不记仇，小日本打咱，咱咋能学他们呢？
他说，从洋务运动开始，有个观点占主流，师夷长技以制夷，咱挨了谁的打就重点学谁。
我问，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推进的那么好？
他说，若是王安石或张居正搞明治维新，成功率会大大提升。王安石时期的改革派能与保守派平分秋色，轮流坐庄，成功可能至少5比5吧？张居正直接一言堂，说推行什么政策就推行什么政策。再来看日本，明治维新时，改革派掌握大权，改革的主力军是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既有足够强大的上层力量，也有与先进社会思想接轨的士族和贵族阶层。而戊戌变法呢，掌握大权的是守旧派，改革主力军是一群没有政治经验、纸上谈兵的学者，一百天的时间里颁布了三百多条改革法案。
我说，没有群众基矗
他说，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精英基础，没有实权基础，只是他们几个人的自嗨。
我说，义和团跟改革派，真是两个极端。
他说，是的。义和团的本质是一场大规模的“杀汉奸卖国贼的群众性运动”，何为汉奸？一句话，凡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凡是跟洋沾边的人，哪怕仅仅是用了一支洋货铅笔，都算！所以，死于义和团刀下的多是中国人。洋人有洋枪不好对付，但是也杀了不少，多数是手无寸铁的传教士。
我问，义和团的巅峰是什么时候？
他说，慈禧发现光绪搞变法是瞎胡闹以后，决定把光绪拿下，重立皇帝。这时，她突然发现，光绪的背后还站着西方列强，在给她施加压力。慈禧火了，这是想干涉我们内政？既然如此，咱就不怕撕破脸了。于是慈禧开始扶持义和团，意思是你们干的好，干的对，一定要把洋人赶出中国……
我说，把义和团当枪使了。我听过一个段子。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慈禧让他招抚义和团，他既不能抗命，又想剿杀义和团，便下令：查办假义和团，扶持真义和团。下属面面相觑：怎么区分真假？袁世凯淡定回答：开枪，能打死的是假义和团。
他说，袁世凯对义和团以及当时局势的判断非常准确。西方国家一看，义和团滥杀他国公民，成了恐怖组织，这不行，于是八国联军入京镇压义和团，吓的慈禧逃到西安去了。想保住大清政权，慈禧必须向八国联军求饶，投名状是组织清军再反杀义和团，又签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场闹剧才平息。
我说，这么一梳理，我把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的前后逻辑关系搞明白了。
他说，《辛丑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我说，租界。
他说，对的。
我问，租界是什么概念呢？
他说，国中国。看过电影《八百》吗？河这边枪林弹雨，河那边歌舞升平。
我说，青岛到处都是德国痕迹，包括青岛啤酒。
他说，青岛不是租界，青岛是德国的租借地，德国的租界在天津和汉口。
我问，哪个更丧权辱国？
他说，租界是把上海一条街“租”给你，街上的人组建工部局，进行自治管理。租借地是把整个城市“租”给你，你直接派个总督掌握行政权，还可以驻扎你的军队，具备殖民地性质。你说呢？
我问，什么时候中国收回租界？
他说，从1919年开始陆续往回收，新中国成立后，全部收回。但是殖民地的完全收回，要到1999年，澳门回归。
我说，大清朝太窝囊了。
他说，也有过高光时刻，曾经在海外有过租界，如仁川、釜山、元山。
我问，辫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用留了？
他说，1912年清朝灭亡时。有些维新派要早一些，例如鲁迅1902年就剪掉了，当时他去日本留学，要跟世界接轨。
我问，留学生有没有留辫子的？
他说，当时敢剪辫子的只是少数留学生，多数都继续留着。鲁迅在《藤野先生》里不是写过嘛，清朝留学生的辫子盘在头上形成一个小山包，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
我说，可能觉得剪了辫子是大逆不道。
他说，是的，图腾一般。在海外的华人劳工一旦被外国工头剪掉辫子，立刻萎靡不振，就像太监一样。
我问，清末，是不是稍微有点现代化的感觉了？
他说，有。看过《大染坊》没？你们山东的电视剧，清末民初的故事。历史可能会螺旋上升，有前进，有倒退，但现代化进程是线性的，从石器时代到今天，是一天比一天现代。
我问，鲁迅留学是公费还是自费？
他说，公费。
我说，有年，我去台湾，在巴士上看了部纪录片《宋氏三姐妹》。当时触动非常大，他们在那个年代的眼界以及教育理念，都是领先于我们今天普通家庭的。即便是今天，我们多数人也没有机会出国留学。人与人的差距，真的可达百年之远。我再一次有类似的感触，是在延安，重温了那群热血青年的创业路。参观刘＊＊纪念馆时，我突然领悟到，他们那群人在当时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今天，不是假装看到，而是真的看到了，否则他们不会如此的坚定，目光如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