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室的工作很忙，大清早工程师们都准时到了办公室。年轻的同志提上水壶去食堂打开水，老师傅们则埋头开始画图。虽然办公室里挤得满满的，但是各做各的事，紧张而有序。没有人闲谈，即便有讲话的声音也是尽量压到最低。
我办公座位与戴眼镜的中年工程师正对着，桌上已经放上木制坡形图板和丁字尺以及一套制图工具。陈老师把我交给了土建组的组长，那位瘦而有神的白净老头儿，大家都叫他刘工。
刘工虽是个男人，可是他带上大檐的园草帽后让我越看越像一位瘦弱的中年妇女。从他说话的口音里听出他是典型的江州东社人，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人，男人却长一副女人像，一定不好相处。我心里正想着，刘工就走过来了，他指着我对面戴眼镜的那位中年工程师说道：
“小苗啊！他是祝工，刚从徐州建筑设计院调来的，就由他来带你，祝工是老师傅，你要多向他学习噢！争取早日上手做项目，目前你的工作请祝工具体安排，你的图纸由我来审核。”
我谦虚地连声回说道：
“好的、好的！还请您多多指教！”
我心想新来的人矮三分。一定要谦虚、谦虚再谦虚，给领导和同事们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刘工说完就走开了，祝工微笑着拿给我一堆资料、图纸、图集并和我聊了起来。
祝工熟练地点上一根烟，慢慢地对我说道：
“我老家是江州四安人，我爱人老耿是江州十总人，原在徐州电业局工作，因她母亲年事已高就设法调回江城供电局，现在计划科当经济师，我只好随爱人一起回来了，正好江城供电局设计室引进人才，我就算是引进来的吧。”
祝工猛吸一口继续说：
“我和陈大主任是中学同学，陈大主任中学时爱打篮球，不怎么说话，他上了南京工学院，我上了华东水利学院，分配后他回了江城我去了徐州设计院。”
祝工抽完一根又接着点上一根，意犹未尽地对我说：
“我在徐州设计院时做过不少大工程、大项目，这里就做做变电所的几层楼，小意思啦！你也是正规科班生根本不用担心的。”
祝工爱抽烟，一会儿功夫就抽完了两根。
他很健谈，我感觉他并不难相处，因为他爱讲话，俗话说“心直口快”口快的人必定心直，我稍稍地松了口气。
设计室分线路组、变电组、概算组、描图组，当然还有我们的土建组。每个组还细分专业，如变电组分“一次”、“二次”我是搞不懂变电专业的，更搞不懂什么“一次”、“二次”、还有“三次”的。
设计本来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需要耗费工程师们大量脑力和体力，所以大家从早忙到晚一个个都显得很疲惫，可是大家还是坚持加班很少见有人休息的。
陈大主任总是忙里忙外的，一会儿过来通知几人去局里开会，一会儿又召集人乘车下去看现场，一会儿又安排几位工程师去省局南京开会，人人都是在紧张地忙碌着。而我似乎连边儿也占不上，从来没有人通知我去哪儿。祝工也同样闲着，除了抽烟还是抽烟。我不便多问，没事时就只有看书。
按照妈妈的吩咐，弟弟已经回家了。一天晚上我回到招待所后，发现没带回门上的钥匙，我只好对着吧台大声呼喊：
“服务员！服务员！帮我开门啊！”
“哎！哎！来了！”
隔了好一会儿，才听到有人回应，可人却迟迟看不到过来。
我着急地寻声望去，看到在走廊的另一端，一位穿白大褂的女服务员正在给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男生开门，只见那位男生圆圆胖胖的脸，头发有点自然卷，上身穿草绿色军装，背一只军用背包，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他正是我经常看到的和我一样往返于供电局和招待所之间的小伙子。我很快地走近他带着好奇问他：
“你也是今年刚分来的吗？”
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慢悠悠地回答我道：
“和你一样吧！刚刚来的！”
我又问他：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兰州、兰州铁道学院。”
他慢条斯理地回我说道。
我又问他道：
“你姓什么？”
他依然慢悠悠地回我道：
“姓毛，叫我毛华平！”
“分在哪个部门？”
我刨根究底地问道。
他仍旧慢条事理地回答道：
“调度运动班。”
我一脸的茫然，因为我对这个专业一点儿都不懂。我再也不好意思多问了，怕他会笑话我，他并不热情地一边进屋一边回着我的问话。
还是我主动地向他介绍道：
“我叫苗铁军，今年的分在设计室土建组。”
服务员小丫头扭头去给我开门，我见毛华平并不想和我再聊什么便转身回到自已的房间。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因为人家是本科而我只是一个大专，似乎是矮人一等。
此后我俩就算熟悉了，早早晚晚地经常在路上碰到他，见他总是拿着一本小册子边走边看。一次我实在熬不住好奇又问他道：
“你干嘛呢？看什么这么认真？”
他还是用慢悠悠的口吻回答我说：
“我要考《安规》啊！”
见他看书紧张的样子，我不忍再打扰他了。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飞逝，我渐渐地认识了许多同事，开始与人熟悉和沟通起来，这是我的性格使然，更是我的强项。报到时我第一个认识的王建兴分到变电工区工作，今年一同分来的有好几个人，除了毛华平、王建兴还有南京电校毕业的张华也分在变电工区，徐华分在线路工区，沈中明分在财务科（其中徐华和沈忠明是我的中学同学），陈国建分在我们设计室线路组，还有一个女生叫陆地红，个儿矮矮的像个小学生她分在调度通讯班。
设计室还有一位上海电专毕业的老乡叫薛建早我几年进来，在线路组。自此新的工作、生活环境我已渐渐适应了。
然而，我几乎没有了在校时的那种良好而积极的感觉，那时我是学生干部，学生中的活动常常我就是主角。而在这里，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心里盼着长大，而现实却又是如此残酷地压制着我。
同事们八小时之内各人做各人的事，八小时之外各人回各人的家，我是外地来的，在这个城市就像一叶浮萍，一到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寂寞。
夏天的时候，晚上没事我就和沈中明一起去文化宫看《濠滨夏夜》。转眼间秋天就到了，马路上除了稀稀走过的行人和偶尔驶过的车辆就是满地的落叶。
入秋以后，我和毛华平也从建工招待所搬进了供电局大院东北角的一幢小二层楼里。这幢面积很小的两层楼房是供电局汽车队的办公场所，门口停局里的各种车辆，我常看到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一辆银灰色苏联伏尔加，两辆沈阳面包车，一辆江西上饶牌大客车，几辆解放牌卡车，还有一部大吊车，这些车辆早出晚归，为供电局的生产和管理提供服务。听老同事说在江城市我们供电局的车子要算最好、最多的，市政府有什么活动还常常向我们局调车用。我从小就喜欢汽车，而今在我的周围有如此多真实的汽车真把我高兴坏了。因我喜欢汽车，自然对驾驶员就有好感，这就叫爱屋及乌吧！
住在小楼里生活很不方便，自来水在楼下，厕所就更远，我和毛华平搬来前，沈中明就已是这里的原住民了，我们仨人一起找来一张四方桌、几张椅子，把宿舍布置得整整齐齐，温馨得像新家一样。
沈中明在局财务科工作，他们科经常聚餐，他有时候会把同事们喝剩下的双沟酒带回宿舍，然后我们到食堂再打上几个菜，就着剩酒吃喝起来。生活总是让人感觉得快乐多于痛苦，幸福多于苦难。更何况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供电局规定每月13号发工资。每次都是室里的统计员何晓平早早的去财务科，等好久才拿回全室人员的工资，然后好多人堆在一起数钱，用信封一个一个地装好，工资最多的一百多块，我的法定工资是五十五块五。
正是应了“十年寒窗苦，为了五十五块五”的顺口溜。
大家除了工资外很少有奖金，但近几个月里，局里考虑到我们室的生产任务完成得又多和又快，每月都批给室里1200元奖金。大主任陈老师按照大家的工作量测算进行分配，我也能拿到35元。那个时候一碗红烧肉才5毛钱，我的奖金到手后就像发了一笔横财，晚上买来好多菜在宿舍里和华平、忠明干起酒来。单身生活才是人生中最快乐无忧的生活。
沈中明与我是同乡，高二时我俩就读于红旗人民公社（现名双南乡）中学，他小名叫海儿，他妈妈说海儿属龙，龙有海才能活，所以取名海儿。
我也属龙，我妈却叫我铁儿，妈妈是希望我身强如铁，志坚如钢吧？只有海儿的妈是个农村老大妈，没文化老套才取这样的俗名。海儿个子矮、鼻子大常常剃个光头。所以当时红旗中学的同学们给他一个雅号叫“蒋光头”。他脾气特好，常常用手摸着自己的鼻子尖儿说话，引得大家大笑不已。他脑袋还算聪明，补习了三、四年，终于考取了南京电校财会班，过去是同学现在又是同事，关系便更加亲密了，我们俩在一起无话不说。
海儿给自已斟满酒后，用他那又粗又短的手泼泼洒洒地端起酒来对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