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室在外人看来还算平静，人和人之间很少有冲突，可是为了奖金大家暗地里还是明争暗斗着。根据上一年奖金发放的情况，线路组占绝对优势变电组居中最弱势的是我们土建组。大陈主任是线路专业，小陈主任和徐飞主任都是变电专业，而我所在的土建组隶属于变电组，每次发完奖金之后，室里就有一嘲冷战”。线路组的王达会找各种借口向变动组的徐飞发难。
王达是老三届的工农兵学员，上过山下过乡还当过线路工人，身体高大强壮声音洪亮不算口才还特别的好，而徐飞是恢复高考之后的首届大学生，他从南京化工动力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又考进南京工学院。他学问很好人品也不错，虽然个儿高高的，却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俩个人碰在一起就是秀才遇到兵，不管兵一样的王达如何高声断喝秀才般的徐飞既不生气也不还口体现出了他特有的涵养。
室里的其他人几乎视如不见，因此正面冲突和大规模的“战争”始终没有发生过。大陈主任毕竟是一把手，一般不轻易表态，事实上什么事情都由他作主，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我的上面有那么多老同志，要等到我能讲话不知要到猴年马月。
因此我一般不参与别人的议论，别人说的话我通常是听听而已。对于奖金分配上的事变电组有两位老工程师的意见最为强烈。
这两位便是顾锦源和罗伯超，他们认为线路组的奖金过高，奖金分配时不能以设计产值为基数而应该以出图的数量为基数。因为线路图比较简单通常还可以相互套用，由于线路的长度长、造价高、设计收费就高（即产值高）。而变电组做一座变电所往往要有水、电、暖、动、通（通讯）好几个专业协同作战才能完成，图纸明显比线路组多得很多，可是收入（产值）却远远比不上线路专业高。
线路组的王达、崔家奇对变电组的这一观点当然不予认同，既然有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还有什么好说的？因此罗伯超和崔家奇每逢开会就会为奖金分配的问题争论不休。
罗伯超是从北京电科所调回来的，祖籍江城市，因兄弟姐妹多又一直在外工作，罗工四十多岁还未成家。他的性格似乎与常人不一样，比较偏执，听不进别人的劝说，且很容易就激动起来。
我料理好爷爷的丧事后每个星期六都请假回家给爷爷“烧七”，直到七个星期之后按家乡的风俗爷爷终了“七”，我便正常上班了，因家事而拉下的工程图纸我只好利用休息天和夜晚加班补上。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埋头赶图，钱玉华和何晓平等几个女人叽叽咕咕的走进了走廊。她们可能是来加班晒图的，没等我开口问候她们，钱玉华见我办公室的门开着便进来了，我正趴在办公桌上专心致志的画图，她从我身后轻轻地敲了一下，喊道：
“苗球儿1
“唉！钱老师你们是来加班的吗？”
“本来我们早就来了，可听人说罗工住院抢救了，我们几个就去看他。”
“你们开什么玩笑？昨天下班我还看到罗工不是好好的？还和我有说有笑的呢1
“我们也不相信啊！是罗工的妹妹打电话给大陈主任，大陈主任又打电话给袁晓彤，请她妈妈在江医附院帮忙找人抢救的，现在还在抢救室里，我们听医生说大脑出血过多怕难以生还了。”
我很惊讶地放下手中的铅笔，来不及和钱老师多说什么，关上办公室的门，径直奔医院去了。
到了附院，我接连问了几位值班医生后才打听到罗工在二楼的重症监护室（icu）里，当我上到二楼时就见二个穿白大褂的工友推着救护小车出来，罗工躺在车上身体已盖上了一层白色的床单，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和他虽然没深交，但他敢于说话的勇气和愤世嫉俗的精神令我佩服。我为他的离世既感到惋惜又感到悲哀，可是室里肯定有人会很开心的。
第二天一上班大家都在一起谈论罗工的死，他没有老婆没有孩子票子倒不少，听说有八万多全部给他妈妈和兄弟姐妹了。
“人活着就是一口气，争来争去有什么用？还不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同事们感慨万千，几乎说着同样的话题。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我亲眼看到包括我爷爷在内的两个鲜活的生命突然离去了，我还很年轻对生与死的概念还很模糊，可也从此体会到生命的珍贵和脆弱。
人总不能消极地等待别人的恩赐，要为生命去争取应有的养份，否则将悔恨终生，因为人生短暂犹如白驹过隙一样稍纵即逝。
我像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洗礼，越发地懂得疼爱小赵了，我常常幻想着和小赵结婚成家共同养育着我们的新生命的生活情景。可现实中我们却连一间属于自己的小窝都没有。
我们在憧憬着的幸福和残酷的现实之间挣扎徘徊。
入夏的时候小赵已进入临床实习，她和班上的十五位同学一起分在市第三人民医院。按医疗专业划分三院是以医治传染病为主要业务的专业医院。小赵就在传染科实习，接触的都是些肝炎病人。平时我们对这种病了解得太少了。小赵实习后才知道，这一年是上海甲型肝炎大流行的一年。
传染源是启东的一些渔民用运大粪的船只从海上运输大量的毛蚶再卖到上海，上海人大量食用了这些不洁的生毛蚶肉于是爆发了流行性甲型肝炎。医院内人满为患，消毒和隔离工作非常繁重。
我用妈妈以前提醒我的话再三提醒小赵说：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一定要注意消毒，不要弄个流行病回来啊1
当然后面半句是我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