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民族和国家似乎都有一个毛病，不能严厉尖锐地反思自己的不足，或者是失败的原因，而把正面的东西无限扩大，反面的一笔带过。比如苏联，在二战初期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可是却没有一本反思失败原因的专门书籍。尤其是以斯大林为主的苏联最高领导层所犯下的各种严重战略失误更无人专门去论述。
泛滥于前苏联以及全世界的各种前苏联军事历史书籍几乎都是描写苏军是如何英勇地打败德军，自己失败的经过则一笔带过。
中国也有这样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九十年代之前，各种书籍一致抨击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不抵抗政策及其作战经过。而之后又众声合唱国民党军队的英勇和辉煌，在这一正一反的宣传热浪中却很少有人依据中日双方的原始史实和原始资料对行客观的系列性的研究和探讨。
于是，民众也就一次又一次的受到舆论的影响，陷入了历史的误区之中，而始终发现不了历史的真相。从而，中华民族也就形成不了群体性的高度科学，高智慧的历史思维系统。
举个例子，这就好象一个人在经历了一场洪水的灾难后，开始他总是宣传洪水如何如何厉害，后来又总是宣传自己是如何如何顽强地从洪水中逃生。而最重要的原因，比如洪水发生的原因，保护设施有哪些不足，他却不去反思，不去寻找不足。而这样的后果便是他可能将在下一次洪水中再次遭难受苦，甚至是灭顶之灾。
孟有田不想做事后诸葛亮，也不想居高临下地利用后来历史的研究结果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就象一个人对另一个正处于低落情绪的人说：“我就知道会这样，我早就知道这不行……”，那是很招人反感和厌恶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失败了再爬起来，只要你还有体力，还能坚持。但再愚蠢地不改变策略，那就只能倒下再爬起。倒下再爬起，除了无谓的倔强，根本于事无补。
作为后来者，孟有田想做一个教练，一个在场外冷静观察的教练。提醒正在战斗的己方：“对手强大。但也不是没有破绽，小心左勾拳，防护腹部，当心右直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孟有田现在做到了。他让肖广和带至大后方的文字通过一个很有责任心的记者在报端整理发表了，而这名记者却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些文字材料放到了他的门前。
其时正值日军已经完全封锁了中国的西南沿海，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时。国民党内许多将领和战略家也都在寻找和研究应敌方略。许多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著书立说，甚至文人政客也纷纷品头论足。
孟有田站在历史高度的文字资料如一阵清新的风，带给人们思索和启迪，其中有别人想到的，也有别人没有想到的。全面，深刻，言之有物，引起各人的思考和关注也在情理之中。
或许并不是全部认同，但各人多少能从其中寻找到一些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卫立煌等人重视的是中条山的固守。李宗仁等人关注的则是与日军的集团作战，而蒋某人则把目光移注到“以团或师为单位，轮番在各处战线频繁出击，浅尝即止，既打击敌人。又增加部队战斗经验。而且还能造成我军实力犹在、反攻不止，日军色厉内荏的表象，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援助。”
不管怎么样，孟有田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算是没有白瞎他穿越的头脑。他虽然不能给那些正苦想冥想如何对付日本鬼子的军事将领以灵感，但他却用另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来推动某些军事学术的发展和深入。那就是指点和引导。或许有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但只要有人在实践中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和实用性，那么这种理论和创见就会流传开来。至于什么时候能够见效，或者是能不能见效，就不是他能顾及到的事情了。
而且从他心里来说，是真的希望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能死得少一些，国家受到的损失能小一些，可没存着能出名的想法。但那个负责任的记者却出名了，并以孟有田的资料为中心，开始潜心研究对日战法，后来成为一个相当有名气的军事评论家。
孟有田当然不满足于只是吸取教训和经验，也不满足对日战法的阐述，他还半预言地推测了日本将来的举动：“日本在中国战场并没有得到最关键的战略物资——石油，而日本不仅仅是缺少石油，有许多矿石，如橡胶等重要的战争资源也完全需要进口，而能全方位日本的能源需要的地方只有东南亚。日本海军的战斗力、装备都是当时世界前列的，在东南亚击败重心在欧洲的美英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张嘴三分利，不给也够本。孟有田便是本着这样的想法，来个里挑外撅，能不能达到目的，就不是他所担心的了。当然，在做出这样的推测后，孟有田对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这一条中国唯一的外界物资补给线做了相当详细的论述。他希望中国政府早做准备，以避免远征军折戟沉沙的悲剧。
不必过于细致，不必面面俱到。中国不是没有能人，只要打开思路，设想出这种可能，自然有人去研究，去发掘，去完善。孟有田不想做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让人觉得他在耳提面命；他要做一盏黑暗中的灯，虽然不是过于明亮，但却能指引方向，给人以希望。
金秋确实是个收获的季节，远方是孟有田所不清楚，不知道的。但近在眼前的却是又一次的丰收，而且不光是庄稼，阿秀又怀上了，有田娘的眼中又露出了期盼和希望的光，孟家的传宗结代，这是她无法释怀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