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胡明生送我们下山，不知道胡明生用了什么药，总之我们身上的伤一夜之间竟好了许多，我们留了电话，我说过一阵再来看他，胡明生却摇摇头说，既然知道了这件事的缘由，我也不会再在这里了，我想去沈阳，找找自己的根。
我们沿着山路下山，远处就看到升起的炊烟，终于见到人家，我们都心情为之一松，我们现在一身泥污，满身血迹，很容易引得别人怀疑，小兵将猎枪、砍刀之类的武器都藏到了山下的一个树洞里，又做好了记号，这才和我们一起进村。
这里距离镇上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实在累的走不动，勇子找了一辆三轮车，给了他20元钱，把我们送回家。
这一趟虽然是九死一生，可好在有点收获，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铁盒，小兵拿着怀表去镇上的表店去修，顺便把那两袋子夜明砂卖了，勇子在边上把玩银元，我看看了那支钢笔，只是一支普通的水笔，但也算是个老物件，但八成值不了多少钱，有机会让舒瑶看看，其实最让我看重的是那封信。
那封信，我又仔细看了一遍，福堂显然文化水平不高，有些话前言不搭后语，但好在前后连起来，加上个人的理解，也能通顺，信中大多说的是在山上的生活琐事，不要让老人挂念之类的话，偶尔也会说起施工进度，他们在山上施工了四个多月，他二哥在东山上施工，进度很快，本来预计年末能赶回长春，但是临时有了战事，他们工程完成得快，就临时征调北上打仗，信末的日期是1923年7月，我上网查了一下，正是张作霖和曹锟打第二场直奉战争的前后时间，并且这场仗张作霖赢了。
我又继续看下去，他们在山里辗转多日，和二哥也半年未曾相见，这次出征，他找了营里一个通讯员代传了口信，二哥说那边的工程还推进不到一半，我依此推断，东山的工程量应该比北山大出一倍，我想起胡家的事，不禁又是一阵唏嘘。
我正看着，小兵却风风火火跑来，一进门就说“真见了鬼了，修个表还和人打了一架，走，抄家伙，咱们一起去。”
我和勇子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小兵说：“他去镇上表铺修表，拿出这表给修表师傅一看，那师傅却说这表是他们家的，是他爷爷的，我说放屁，这表是我们在山里捡的，那表匠说，这就是他爷爷的，而且这表壳背面，有他爷爷的名字，杨德林。我一看，还他娘的邪门了，上面真有这仨字。我又一寻思，这小子是想霸占我的表啊，我说你他娘的就是看到这上面的字才这么说，我怎么知道你爷爷叫不叫杨德林？那修表匠掏出了身份证，还真是姓杨，又说不信可以和他回家，他爷爷还在世呢。然后就把表揣起来，不还我。我气不过，就近抄块砖头就把他表摊砸了，那小子出来和我打，不是我对手，就揣着表跑了，你俩和我来，咱们去他表店守株待兔，我不信抓不着他。”
我听得目瞪口呆，这表我看过，不是什么名牌怀表，而且已经锈得走不了字了，人家没必要为这个破烂闹这么一场，这表八成真是人家的，难不成福堂没死？活到现在？可是他叫福堂没必要在表上刻个杨德林啊，哦，也许他们两人认识，当年这表就是从杨德林这得来的，杨德林既然在世，肯定能知道当年这山上的秘密。我一拍大腿，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少废话，咱们赶紧走。”我站起来就往外走。勇子、小兵跟着跑出来，小兵顺手从院子里拿了根棍子递给我我里。
“拿棍子干嘛？”我问。
“揍他娘的啊，空手不容易吃亏吗？不知道那小子找了多少人。”小兵说。
“你有病吧，这表要真是那老头的，咱们就得还给他，还可以从他那打听一些事情。”我把棍子扔了，让勇子赶紧开车，去镇上最大的商场买了一些保健品，又买了一个果篮。
到了表店的时候，正有几个警察在询问店主，那店主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正捂着头和警察说什么，见我们三个过来，忙伸手一指，“就是他，警察叔叔，就是他打的我，还砸了我的店，把他抓起来。”
“唉哟，又是你，你这刚出来又惹事？”小镇不大，出警的两名警察正是前几天带走小兵的人。
小兵嘴不饶人：“唉，我说警察同志，咱们说话得讲证据，上次那事和我可没关系，我也是受害者，你们关了我一晚上，还让我受了那么大惊吓，我现在饭都吃不下去，我还没找你们说理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