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敬轩这个题目可谓刁钻至极，他觉得，以司马滔的作派理解不了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所以出这么个题目刁难司马滔。
包拯治理宋都，以执法严峻闻名至今，皇亲国戚违法，惩治概莫能外。而欧阳修接替包拯治理宋都，霎时间放宽，虽被皇亲国戚高兴，但直接导致那些钻营之徒充满开封，最终充斥朝堂，后世宋天子的德望急转直下。
包拯在开封府的时候，被百姓送他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清代的开封知府在府衙东西两侧各树一座牌坊，一座写着“包严”，一座写着“欧宽”。
清代开封知府刘书元于东辕门外建“包欧二贤祠”，留下一句“严而思包严之道，宽而思欧宽之由”。
后代文人无不以欧阳修为文宗，就算包拯就任开封府也是欧阳修举荐的。
因文人的偏好，包拯的大量史实留存很少，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拯传》，只是他人生历程中众多事件的九牛一毛。当今文人以史书为准，再次攻击包拯，胡说包拯许多断案传奇都是穿凿附会的。
的确如此，包拯留下来的故事，相比欧阳修留下来的故事，可以说少得可怜，为什么会这样？
文人围绕自己的观点，摈弃那些跟自己观点无关的史实，代代相传，使得我们看到的历史并非历史的全部。
文人的这个本事肇始于孔丘删书，到《资治通鉴》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完全按自己的观点取舍历史，表面看这本书价值很高，事实上他给后世树立了删书删史的榜样，乃至于形成了风气。还美其名曰：“历史是成功者的墓志铭”。
文人们自己设定一个观点，先入为主，然后取舍史料，采撷历史、摘编改写，粉饰龌龊，弘扬谬论，继而编成大书，骗人骗鬼。历史的真相、社会的纷繁复杂，一律变成了一个腔调，一边倒的样子。
到了近现代，这种作法再一次登峰造极，乃至于被他们西化了的中国史纲，成为了中国正统，司《史记》乃至二十四史被无端怀疑，甚至于推翻在地，成了破烂。
可见，作为武夫的赵敬轩给出的这个题目，是现代号称国学大师的人，绝对讲不好的一堂课。他们灵魂里的东西，压根不配来讲这一堂课，就算硬着头皮来讲，也讲不清楚头绪，只能就事论事，毫无意义。
那么，赵敬轩作为武将的代表，对于包拯和欧阳修是怎么看待的呢？纵观整个历史长河，凡武将，无论是治军还是治警，务必严整、严明。宽简、宽仁，必然会纪律松弛、法度废弛，只能朝着失败的方向大踏步前进。
但宽严适度是必须的，正如他给尤施纲汇报的，八小时以内，谁犯禁严惩不贷，八小时外是兄弟姐妹。
当然，欧阳修在开封府之所以宽简从政，是因为前任包拯已经从严整治的井井有条了，他只需要沿着包拯的路子，按部就班就足以治好开封，并非是一下子就宽到没边没沿了。
包拯和欧阳修前后治理开封，恰如汉初名相的萧规曹随，开国丞相萧何把什么制度都建起来了，执行的也都很到位，曹参只需要随着走就行。
这才是包严欧宽的真实面目，说明欧阳修十分睿智。但是后任全部按照宽简从事，很多制度废弛，久而久之也就烂掉了。这就是宽严相济的要义。
正如赵敬轩所谓，八小时之内的严和八小时之外的宽，往复循环，才可以使得局面持续向好。既不能一味的严，也不能一味的宽。
在三海县拘留所外面，司马滔走出大铁门，一眼看到陈派立，急忙上前，单膝跪倒：“爸，我辜负了你的栽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