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糖厂的生产如火如荼，可工人们早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干劲。
大家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每年的生产都忙不过来，可偏偏就是赚不到钱呢，不但如此，每年都要向银行借钱来给开工资。
钱哪去了
王建国也搞不明白，或者说，这个年代的国营企业人都搞不明白。
此时年中了，甘蔗收购季早已经过去，糖厂正在做的是加工，按照远海贸易公司的要求制成多种多样的食用糖用于出口日本市场。
王建国看了过去半年利润的时候，心情是颇好的，可是转眼看到负债报表，心情就又跌到了谷底。光是到期偿还的银行借款就要吃掉全部的利润。去哪里找钱发工资，又一次成了摆在王建国案头的第一件事情。
一声长叹，王建国点起烟，抬头看向坐在面前的总经济师陈技术，吐出一口烟，道，“老陈，明明年年有利润，可我们的钱呢按照账目上这个情况，下个月的工资我上哪找”
原是技术科负责人的陈技术，在后来的大整顿之后，破格提拔为总经济师，整个厂子两千多号职工里（不包括家属）就他这么一个大学生，
陈技术苦笑不已，道，“王厂，我是半路出家的经济师，厂里的情况你应该比我清楚的。”
他大倒苦水，“效益好的时候，县里要求上缴多少利润我们都如数上交了，后来效益不好，但是县里给的上缴指标反而越来越高，我们把钱交给县里了，工厂的运转当然出问题了。”
王建国沉默不语，良久，他说，“这几年都是县里给咱们拨款，不然咱们根本没钱发工资，更别说设备的维护了。”
“那只不过是把以前上交的钱还回来一小部分。前段时间我把建厂以来的财务报表都翻出来看了一遍，咱们厂每年的净利润都上缴到了县里，可是在经营遇到问题的时候，县里却没有给我们拨款，我们的第一笔贷款就是这么来的。往后就是越借越多，拆东墙补西墙，偏偏县里每年下达的利润指标从来没有降低过。明面上西海糖厂赚了很多钱，实际上也赚了很多钱，但是这些人仅有极少一部分留在了厂子里，咱们厂实际上早就资不抵债了。”陈技术一口气说完，也点了根烟抽起来。
按计划生产，按计划上缴利润，按计划运营，按指令管理……
一开始认为国企的病因是政企不分，管理层关心的是政绩前途，服从上级指令是首要任务，普遍认为这样的体制是违反了市场规律的。
然而，当临近2世纪初，政企分离之后，国企的竞争力依然没有达到预想的水平，充分说明这里面的问题不仅仅是政企不分这个原因。甚至后来一系列的教训表明，政企不分并不意味着落后！
当一个行业需要国家强力投入支撑起来的时候，政企不分的大央企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这样的企业是市场稳定的重要基石，换言之，只要有这么一家大央企在，老百姓的生活就不会受到市场巨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为人诟病的其实是石油行业，绝大多数人在经历了阵痛之后发现，最不应该与国际接轨、接入国际市场的，恰恰是他们之前呼吁尽快与国际接轨的石油行业……
姚远之所以迟迟不敢介入国营工厂的改制，正是因为他对华夏国企整个三十年的风雨历程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感悟。
参与改制以西海糖厂为首的西海十三家制糖厂，与他收购济柴动力厂不同，后者的情况已经是天怒人怨了，省里不管就这么拖着，市里则没有那个能力，几千名职工为了生计摆地摊打零工，此时任何一家企业表达出愿意收购该厂，都会被几千名职工视为再生父母。
西海的制糖厂不一样，首先，它们是农业终端工厂，是和商业连接的关节工厂，涉及的是农民的切身利益。
在华夏，农民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任何违背这一条准则的人，他们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姚远现在敢接这么一个烫手山芋，原因只有一个——他有庞大的外汇，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影响。
因为大家相信，他接手十三家制糖厂的目的是让家乡父老、广大职工的生活越过越好。
王建国和陈技术在大眼瞪小眼，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无奈之下，王建国说，“只能试着和县里谈一谈，今年的利润不上缴或者先上缴一部分行不行。”
“恐怕够呛，县里拿得出手的工厂就我们一家，我们不上缴利润，县里得喝西北风。”陈技术一点信心都没有。
“总得试一试，实在不行……实在不行我去借。”王建国好像下定了决心。
陈技术一愣，“银行不会再借钱给我们了……王厂，你是说，你是说姚远他愿意”
王建国正想说话，电话机猛地响了起来，吓了他一跳。
他接起电话，“我是王建国。”
只说了这句话就一直倾听着了，不到一分钟，他脸色古怪地放下话筒，说，“县里让我马上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