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关,关卓凡过的意料之外的轻松。
关卓凡认真分析,认为除了自己事先的种种布局和事后的凌厉态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美国平叛大捷,这个时候,也即1865年前后,本时空中国人的心态,和原时空中国人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
原时空,国人的心态,是失败者的心态;本时空,国人的心态,是半个胜利者的心态。
关卓凡以为,原时空的排外,除了观念的守旧,很大程度类于生物的“应激反应”,是一种失败者的自我本能防护。
因为恐惧而抗拒,自我切断和外界的沟通、交流,以自我想象和强化出来的优越感,维持本体平衡,构筑防护罩,以使自我能够在剧烈变化的环境里生存下去。
“套中人”,其谓也。
或者叫:“排异反应”。
其实,中国的保守,大多数时候,只集中于“制度”层面;“器物”层面,对外一向是开放、包容的。
中国的器物文明,兼容并蓄,有无数的外来因子。这个传统,直到明末,都没有发生实质改变。
晚明的士林,对“格物”、“火器”、“兵学”,都有浓厚的兴趣。后人很难想像,那个时候的儒生,居然有许多人醉心“设计火器”和“研究战法”。纸面上的“新式火器”层出不穷,“新战法”也时有所闻。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对满洲的军事失利不断,人们希望依靠新式武器扭转战局。
一个是,彼时,东西方文明开始发生直接的碰撞,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了。
当然,没有基本数理知识和工业经验打底,这些设计,“新式火器”也好,“新战法”也罢,绝大多数荒腔走板,没有实用价值,也基本没有走出过书斋,走下过纸面。
但至少,那个时候,少有人把西方的先进技术,仅仅视作“奇技淫巧”。
彼时的中国,面对科学技术已经走在自己前面的西方,心态依然是平和的,依然还是强者的心态。因此,可以从容吸取觉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只是这种吸取的力度还非常有限。
西方对中国领先的幅度还有限,中国也并不真正了解这种领先的意义。毕竟,在发生中西对抗的时候,依靠地理和数量上的优势,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西方技术领先带来的优势。
无论如何,对外来的器物文明,彼时的中国,并不会发生“排异反应”。
彼时的中国,还没有经历自己无法理解的失败,还没有遭受这种失败带来的强烈刺激。
当终于剧痛于这种强烈刺激,不同体质的个体,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应激反应”。
日本的“应激反应”:抛弃这具为自己带来痛苦的躯壳,挣扎化蝶重生。
中国的“应激反应”:缩进这具躯壳的更深处,作茧自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如果这种失败发生在明末,而不是清末,中国又将如何反应?
历史无法“如果”,关卓凡只能庆幸,自己做了一个历史投机者能够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加入美国的内战,并成为胜利者。
ps:
今、明两天的更新做一个对调,今天两更改一更,明天一更改两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