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实在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一次胜利的大会”。其意义,不仅仅是关卓凡在修建铁路上面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依靠背后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的改革派首次获得了对保守派的心理和舆论优势。双方的斗争远未结束,但在舆论场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力量对比,走过了第一个最重要的节点。
在这场斗争中,为京官恢复原俸,是一个很有效的“软铺垫”,使言路上的保守力量,难以下定坚决抵抗的决心。关卓凡对保守舆论势力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会上,关卓凡对徐应祥的讽刺、挖苦、斥责,刻毒入骨,无所不用其极,是要警告潜在的敌人:攻讦洋务可以,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睁眼看世界”——把你要攻讦的事物看明白了先!哪个再“凭空臆想”,哪个再“对洋务一无所知,却偏要来指手画脚”,哪个就是徐应祥的下场!
保守派反对洋务,既有观念因素,也有利益因素,但这两个因素常常是纠葛在一起的。不同的观念,对利益的认知是不同的。铁路是最好的例证,同样的一个人,既可以认为铁路“害我田庐,防我风水”,也可以欢呼:铁路开通,沿线商贾辐聚,地价大涨,我可以坐地生财啦!
保守派被逼着去实实在在地了解“洋务”,其中,终究会有一部分人,能够对“洋务”得出一个大致正确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就有可能意识到“洋务”也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自然而然地,就会想着要分一杯羹。这个时候,原先的反对者,就有转化为支持者的可能;至少,不再作梗。
此外,借着这次会议,关卓凡开始对中国历史上迁延数千年的两个政治恶习下手了。
一个是“不言利”。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恶心、最虚伪的一个花样,真正是“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历朝历代的改革,起因几乎都是财政困乏,则改革的措施无不为生利而行。被动了蛋糕的既得利益者,摆到台面上的反对改革的理由,则无不是“君子不言利”、“不可与民争利”,云云。
以前的改革者,涉及到这个“利”字时,总是心虚气短,顺着反对者的思路说话,辩解“俺这不叫言利”,“俺这不是在与民争利”。关卓凡的对策,是彻底打翻这个套路:老子就是要赚钱,老子就该赚钱,怎么着吧?不少字你不言利?好啊,我不拦着,哦,你就别拿工资了——那是“利”呀!喝西北风去吧!
第二个,就是地脉、风水、龙王、河伯这套东西。
这个要比第一个麻烦得多,这是观念甚至是信仰层面的东西,根深蒂固,连两宫皇太后都笃信的,绝非一两次会议扣扣大帽子就能解决,甚至,永远也解决不了。事实上,对各种神灵的祭祀,依然是现下例牌的“政府工作”之一。但关卓凡至少要保证,政府对神灵们,只是一种“虚祭”,和具体政策、事务,不发生任何直接牵连。
所以,在论政之时,政府官员不可以把这些东东拿到台面上来,不可以拿这些怪力乱神,干扰国家大政的制定和实施。
这个问题上,关卓凡还是有一定的理论优势的。早期的儒家学说,确实不讲究这些神神怪怪。“天人感应”这一套,是到了汉朝才真正兴起来的。不过,那个时候,还玩的比较“虚”,像徐应祥这样,直接扯什么“龙王”“河伯”,实在是等而下之了。
会上,关卓凡抛出的最大一顶“帽子”,是“报君父之仇”。
“报君父之仇”就要“师夷长技”,洋务就是“夷之长技”,谁反对俺办洋务,谁就是反对“报君父之仇”——请问这顶“大帽子”,谁戴得起呢?
还有,这个口号,就像岳飞的“迎还二圣”,有很强的政治感染力。一方面,宗室和八旗听在耳朵里,固然像吃了兴奋剂;汉员和普通老百姓,出于当时的基本政治观念,也很容易接受。
这个说法,如果传到英吉利、法兰西那儿,可能多少引起一点紧张,但人家不见得会多么在意,最多解释一下:这只是为了游说中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支持“洋务”的权宜之计,咳咳,国内政治嘛,你们懂的——这正是为了咱们两国更好更顺畅地合作啊。
关卓凡在会议上的慷慨激昂,传到宫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应。
母后皇太后,像当初听到查塔努加大捷的消息一样,潸然泪下;圣母皇太后的眼睛,也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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