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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爵之后，进宫谢恩，顺理成章；加上杜立德“进京受爵”一事，从消息传出，到宣旨礼成，一直是风助火势，轰轰烈烈。因此，对这个洋鬼子觐见两宫皇太后，朝臣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预期。所以，虽然此事真正是“开天辟地未之有也”，却少见的没有人公开表示反对。
当然还是有不少人不以为然的，不过，都晓得反对亦无用处。
见一个洋鬼子算什么？接下来“太后阅兵”，不晓得还要见多少洋鬼子呢！而且，“太后阅兵”之后，美利坚的“访华代表团”就会抵埠，友邦掌国俊彦，万里飘洋，齐聚中华，我“国家元首”怎么可能不予接见？——都是洋鬼子，还都是美利坚的洋鬼子，早见晚见之别罢了。
这个时候出言反对，除了煞煞风景，给人家和自己都找找不痛快之外，不会有任何作用的。
另外，礼部大堂上的强烈刺激，以及之前之后关卓凡幕前幕后的一系列操作，确实使相当数量的保守卫道人士开始对新事物“脱敏”。虽然，这个“脱敏”，程度还非常有限，但无论如何，第一步已经跨出去了。
台面上的争议还是有的，主要是关于礼仪。就是说，不是“见不见”的问题，而是“怎么见”的问题。
有人说，既然杜立德肯行双膝跪叩礼接旨受爵，那么觐见两宫皇太后，自然依样葫芦办理，最多行完礼之后，仿恭王、关贝勒和某些德高年劭的老臣之例。给予“平身”的殊恩，“站着回话”，以示天朝盛德，“怀柔远人”。
这么安排，杜立德未必不肯。但即便杜立德肯，关卓凡也不肯。
前文分析过，杜立德行双膝跪叩礼接旨受爵，虽然能给关卓凡带来巨大的“加持”，但是有副作用的，这个副作用马上就显现出来了：这不。有人顺杆子爬上来，要求杜立德的两个膝盖和一个脑门，继续往地上碰。
可别忘了，杜立德和华尔、福瑞斯特、白齐文他们不一样，他是美籍。不是华籍，如果杜立德觐见两宫皇太后双膝跪叩，某些人食髓知味，以后再有类似情形，甚至外国使节入觐，也要求“照章办理”，如之奈何？
那不是又走回了“你不跪，我不见”的老路上。重新把自己装回套子里了吗？
因此，关卓凡很明确地说，杜立德行此礼。一是其人“受恩深重”，二是其人“向化之心甚诚”，情形特殊，未足循为“常例”。万国公法明载，各国平等交往，杜立德身为美利坚要员。如果觐见两宫，行双膝跪叩礼。传回美国国内，必使“友邦为难”：“访华代表团”衮衮诸公。觐见两宫皇太后的时候，又该如何见礼？
关卓凡还说，今时不同往日，洋务既不能不办，和洋人打的交道，便只会愈来愈多，不会愈来愈少。皇太后接见外国使臣，就像两宫垂帘、接见臣工一样，祖制虽无，却实在是“形势禁格，不能不行”。不然，难免有人上下其手，“蒙蔽圣聪，潜损圣德”。所以，不可“倒末为本，倒本为末，以重为轻，以轻为重，以细故而害大体”。
这几句话，甚是厉害。
再有人质疑两宫皇太后接见杜立德的礼节，就有巧立名目、隔绝两宫之嫌，都属于“蒙蔽圣聪，潜损圣德”——这种话，最容易被永远对臣下投以怀疑眼光的上位者听得进去；而这种事儿，为臣者因为最难自清，也就最需要自避嫌疑。有人还想罗唣，就得掂量掂量，是不是还要往这个坑里跳。
这么个说法，关卓凡倒也不怕得罪人。因为整个中国都算上，数他和洋人打交道打得最多——拿自己来作伐子，示天下以大公无私，谁还能说啥？
至于“倒末为本，倒本为末，以重为轻，以轻为重，以细故而害大体”云云，不声不响的，就将中国传统中最重视的“礼仪”，放到了“末”、“轻”和“细故”的位置上，就算有人听得心里边不舒服，也无法开口反驳。
最终的“仪注”，是杜立德“行单膝跪礼，礼成平身，肃立回话”。
杜立德觐见，带班的御前大臣是关卓凡——这是自然的，因为他还得担负通译的职责。这个活儿，换了其他任何一位御前大臣，都是干不来的。
杜立德和丁汝昌两个，一大早便入宫，太监带到礼部的朝房候着，等例牌的军机“见面”以后，第一例“叫起”的，就是杜立德。丁汝昌不能再跟着了，不过没有关系，关贝勒过来“接手”了。
说明一下，丁汝昌并不是专为陪同杜立德才进宫的。丁汝昌既然进京，顺便也要觐见述职，杜立德之后，就轮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