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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关贝勒，郑重指出，咱们在新疆的真正的敌人，不是新疆土著，是浩罕人。新疆土著之中，固然不乏煽风点火、浑水摸鱼的，但一番乱局过后，既然最终是浩罕人占了新疆，那么，新疆土著也就同在“倒悬”之列了。
而且，浩罕人暴虐贪婪，新疆人的日子，比在朝廷的治下，苦的多了，所以，新疆人是打心底盼着有人来解救他们的，只要朝廷剀切宣谕，西征大军言行合一，新疆的“缠回”，便会东望王师如大旱之盼云霓。
哦，彼时，离改“缠回”为“维吾尔”的上谕发布，还早着呢。
所以，既为西征军事行动的顺遂，亦为日后长治久安计，咱们进军新疆，“救民水火”，“解民倒悬”，不能是一句空话。
所以，入疆之后，对僭居新疆的浩罕人和新疆本地的“缠回”，必须区别对待，对新疆的“缠回”，必须做到“一人不妄杀，一物不妄取”。
陕甘乱平之后，进军新疆之前，每开一次军事会议，以上方针，就会被郑重申明一次。
另外，关卓凡和左宗棠，重视西征大军的后勤保障，过于西征大军军事行动本身，以上方针，也是原因之一——进入新疆之后，不可以随便“因粮于敌”了。
西征大军入疆之后，严格军纪，很好的执行了“一人不妄杀，一物不妄取”的方针，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维吾尔人几乎没有真正肯替浩罕人出死力的，被迫上阵，也是出工不出力，枪声一响，便一哄而散，譬如乌鲁木齐战役中的红庙子狙击战，便是典型案例。
到了后来，维吾尔人纷纷主动替西征大军做向导、通风报信，譬如，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战役中，西征大军对达坂城的战备情形和周围地理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民众的通传消息。
库车反正的时候，朝廷大军尚未南下，浩罕人的势力犹从东、西两个方向牢牢夹包着库车，彼时的库车，其实无法得到朝廷大军的直接援助，但是，托胡迪夏等人，依旧毅然举旗，这，就更加说明了“一人不妄杀，一物不妄取”带来的人心向背了。
“洪福汗国”抵御西征大军，非但无法有效动员治下的人力，以为己助，反而还得分出相当的精力、人力、物力，对本地民众高度戒备，这是“洪福汗国”溃败如此迅速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为了“救民水火”、“解民倒悬”的一以贯之，展东禄必须找到将被白彦虎胁裹的百姓的伤亡减少到最低的作战方案。
斟酌再三，反复权衡，他决定这么做：
第一，通过细致的侦查，找准几个“节点”——叛匪和被胁裹的百姓，并不是混在一起的，彼此存在着相对明显的分界，此谓“节点”。
这个“节点”，不止一处，轩军侦骑，事先确定“节点”的位置，开战之时，精骑先出，切入“节点”，将叛匪和被胁裹的百姓，分隔开来。
第二，派出本地相貌、口音的探子，混入被胁裹的百姓中间，暗中传递消息，说朝廷大军有话，战事一起，马上俯卧，不要四处奔跑，以免误伤。
这两条，在军事上，其实都不甚可取。
第一条，突入敌阵的骑兵，不以冲击敌阵为第一目标，且“节点”不止一处，兵力分散，如果叛匪战斗意志坚决，这批“首发”的骑兵，很可能陷入被动。
第二条，更不必说了——有可能提前将轩军的行动暴露给叛匪。
不过，展东禄和部下将领，经过仔细研判，认为风险不大——叛匪人数有限，且都是惊弓之鸟，坚决抵抗的可能性很小，只要轩军骑兵的行动足够迅速，加上后头的主力部队及时“补位”，就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至于第二条，也不必过虑，这种乱军乱民里头，本就流布着各式各样的传言，多一条少一条，未必就能引起叛匪的注意。就算叛匪留意到了，仓促之间，也难以分辨真假和追踪来源。
这个方案的最大缺点，是这么打，一定会打成击溃战，打不成歼灭战，不过，投鼠忌器，也叫做没有法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