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接下来要想通过对外扩张的方式解决生齿日繁的问题，对卫生的认识就必须也要有所进步，至少得知道细菌的存在。
历史上，也因为受瘟疫影响严重，而导致北方经济加速崩溃，所以不能迅速解决内忧外患的大明崇祯朝就因为北方瘟疫流行，而使得当时的名医吴又可开始对病毒与细菌的传染产生了初步的认识，且因此写了《温疫论，使得瘟疫没有在接下来的清初造成更大影响。
所以，朱翊钧不敢忽视细菌和病毒对国家战略的影响。
金秋时节，最是红叶烂漫之时。
大明帝国这个国家正在南边集结大军灭缅，也正在东边开始逐步让东瀛变成汉家文明的土地，还在往北边大量构筑瞭望用的关台与驿路。
但这些都是底下的官僚们在执行。
他这个皇帝反而在定下调子与国策后，无所事事，只能于制金鸡纳霜、提高帝国医护人员对病菌的认识这些小事上发挥一下自己这个皇帝的功能。
不过，这何尝不是朱翊钧想要的结果。
国家毕竟本就不是他一个人的舞台。
他也不可能事事亲为，乃至干涉一门军器局新造的车炮该放在哪个位置。
何况。
他真要亲自下场指挥军队，乃至与地方士绅和豪强们耍阴谋阳谋，协调他们和他们宗族在军国大事上做到彼此上下如一，他可能还不如这个时代的文武官员们，当然也没必要。
官僚们干不好，可以换人。
他皇帝要是失了错，总不能换人吧？
朱翊钧从张居正去世后就开始定调子、给官僚们看见自己的态度，看见不近悬崖乃至暗中使绊子如徐阶、张四维的下场，看见张居正等改革派文官工于谋国后的结局，就是让天下官僚们知道，人主虽居九重天之上但并非不知谁为忠臣，也知道天下该是什么样。
而自己，作为一个官，要想位极人臣就得有所建树。
可以说，朱翊钧做这些就是为了今天，能让组成这个国家的上下官僚与人民按照他的设想来运转。
现在他的目的算是基本达到了。
他的官僚们也没让他失望。
如王锡爵。
根据王锡爵巡视海贸后急递回京的奏疏，朱翊钧知道，王锡爵明显在广州和广东官僚与士绅们洽谈的非常融洽，最终的确没有出现被地方势力暗害的情况。
而且王锡爵就与这些广东官僚士绅们商谈后，在自己的奏疏里，也请朝廷调整广东市舶司的税收细例，其中提议对本国商船货物收取平均值百抽三十的关税，而对夷船货物收取平均值百抽五十的关税。
这可以说，比以前的广东市舶司榷关关税高了不少！
当然，相比于从印度来濠镜和广州以及从濠镜和广州去日本的商贸利益，这也算不上什么。
要知道，这个时代，从印度到大明广东，再从大明广东到日本的贸易线是最暴利的贸易线之一，大部分货物的盈利都在百分之百以上。
朱翊钧对此非常满意，他既看见了王锡爵的能力，也达到了整顿广东海贸与处理濠镜外夷入侵之事的目的。
所以，朱翊钧还以平定西夷入侵之功，加封了王锡爵少傅之衔，晋为文渊阁大学士，而荫一子为国子监生，其余参与此事的文臣武将也皆有封赏。
连首辅申时行也因为举荐王锡爵得力推功加了左柱国。
因为派王锡爵去广东是申时行安排的。
朱翊钧至始至终似乎显得不是一个很有用的皇帝，只是纳言信任与封赏施恩，连安排谁去负责某事都不是他亲自去选谁。
但这何尝不是张居正十年辛苦之功和他不惜以灭三族方式保住张居正余党，而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