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纪时，正是南北朝混乱时代，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借由北方防线崩溃，逐鹿中原、称王称霸，这些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就称之为北朝。
粟特人也在胡人入华的风气，沿着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城邦，脚步遍及北朝的河西走廊、关中、中原，主要往返于河西四镇、长安、洛阳、太原。
若非是南北朝对峙，阻碍了粟特人南下经商，他们的脚步也将遍及江南烟雨之地，到了南朝后期，西域胡贾开始经关中平原越秦岭、沿汉水，来到蜀地和襄阳一带，就此打通了通往南朝的贸易通道。
到隋唐时，粟特人已经从西域康居国迁徙到关中和北方，在此过程中逐渐汉化，灭去各自的民族本姓，以曹、安、史、康、石、罗、白、米、何等九个汉姓为本姓，依附当时的门阀势力，在关中扎根下来。
官府为区分他们，往往是以“九姓胡人”或者“昭武九姓”来称呼他们，至此，粟特人和“昭武九姓”绑定在一起，他们善于经商、惯例经营，定居汉地后，很快嗅到了巨大的商机。
出于维护国际形势的需要，隋唐官府虽然鼓励胡人来华，执行的却是胡汉分离的政策，主要体现在胡人不许和汉人通婚，也不许出现在汉人聚居的地方，甚至是不能将汉人男女卖为奴隶带出国境外。
这些禁令对他们确实不利，但是，有一点确实完全利于他们——官府重农抑商，禁止汉人长途迁徙，从事国际贸易。
在这种胡汉分离的禁令下，粟特人抓住汉人不许经营海外贸易的机会，吸纳汉人门阀的闲财，做他们海外贸易的代理商人。
这一机会，使得粟特人迅速垄断了包括丝绸、珠宝、珍玩、牲畜、奴隶、举息在内的国际贸易，可以说覆盖了当时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掌握了大部分重要胡人市场，如果更进一步去说，那就是控制了丝路贸易的命脉。
在他们的垄断经营下，北方开始出现许多资财巨富、家产万贯的粟特商人，敦煌出土的《长安判集》中记载过“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
字面意思是京兆府长安县的粟特人名叫史婆驼，家族以商贩为营生，积累了万贯以上财产，除此以外，身上还有官府授予的勋官骑尉，家宅中的园林、池沼、屋舍、殿堂、衣服、珍奇古怪、家仆部曲，堪比王侯。
这些记载，几乎可以说明，粟特商人经商贸易的成功，当时别说是中原的普通商贾，就是世代官宦的衣冠子弟，在家财的积累上，也未必能比得起粟特胡人，当他们又攀附上关陇门阀、仕宦望族，那就又为他们的财富增添了不少安全感。
至少，胡人是可以通过攀附门阀和仕宦，在朝廷中得到一官半职，或者是名誉闲职。
在这种商业贸易、攀附势力的做法下，包括昭武九姓在内的胡人，在中原过得很是不错，他们也知道，他们的权力和财富，来自门阀仕宦对昭武九姓的认可，换言之，是当时真正的权贵看中昭武九姓的价值。
在这种认知下，粟特人极为注重家族门第的传递，他们出外经商，往往要冠以某某儿子为前缀，父名至关重要，这代表着家族的经商名誉和资财规模，但祖父以上就没那么重要了。
在这种“父子计利”小家庭的模式下，粟特人讲求独立自主，只要孩童出生，父母就会教育他们经商思维，直到成年就会脱离家庭去谋生经商。
传闻粟特人的成年仪式，就是在二十岁时，带着父母给的一笔钱去往异国他乡，直到用钱赚得第一桶金，才算是能体面回到家族中，娶妻生子独立为新的小家庭。
经此一事，算是证明了自己有经商贸易之才，以后但凡城邦或者家族撮合贸易商队，都会优先和他们合作，互相搭台子做生意，若是这些粟特年轻人一分钱没赚，还把原本的本钱都给挥霍了，那就算是完全不成才了，以后只能跟在商队中打杂雇人，或者是留守在家族供养父母，终生都没什么出息。
从中亚、到西域再到河西四镇、关中、中原，粟特人用自己的脚步不断丈量着他们与财富的距离，也在经商贸易中，将粟特文传播到丝路沿线，成为丝路沿线最流行的沟通语言。
宋思媛以前也看过敦煌出土的某些文书报道，这些东西也就被她给记下来，猛听闻这些文字是粟特文，当即好奇起来：“古尼孜怎么可能会用粟特文，这种文字已经消失了，没有任何民族在使用，哪怕是流传到现在，也融入了其他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