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二妹回忆着自己的第一段婚姻：“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太多的愿望，只是希望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个愿望是最基本的愿望了，我并没有太多的追求，也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她又喝了口水：“说实在的，姚大保也是一样的，他也是一个务实的人，只是他和我的想法不一样。后来我才发现，我们根本就想不到一起。最主要的是他想到的只有赚钱，对于他来说赚得越多越好，钱是他唯一的目标。而我想要的是一种平等，我要争取我的平等权利。为了这个平等的权利，我可以拼命地工作，钱只是工作带来的另一种结果，而不是我唯一的追求。这是我和姚大保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最后让我们分手的原因。”
上个世纪城乡不同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存在，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差别，让“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身份横亘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一种无形的隔阂。
历史资料显示，当时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实行一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规定。但是，大多数地方政府认为县镇人口有着发展的潜力，是可以放开农民进入县城的。因此，一些地方为农民进入县城、跨省流动开了口子。农民除了向乡镇转移外，还在省内县城之间，跨区域流动。数据显示，到1988年，农民工总量在1.2亿左右。然而，这些进入城市或务工或经商的农民，并没有能够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们依旧是戴着“农民”的帽子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广东、浙江、山东、山西、河北等十多个省先后开始试行“蓝印户口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地方向农民提供“农转非”的指标，农民只要交钱就可以得到城镇户口。这种通过“蓝印户口”或“寄住户口”“开发区户口”等方式，让一部分追求新生活的农民进入了城市。
“我为什么要那个户口呢？那时候肯定是需要的，必须要的，这不是我的错，我是对的。”赵二妹看着东方思义，很坚定地说。赵二妹说了大半天她的婚姻和家庭故事，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话题，她始终绕不开这个已经过去很久了的话题。
“是啊，这不是你的错，你没有错。”东方思义再一次给予了她肯定的回答，在当时这不仅是赵二妹心中的痛，也是很多像她一样出身农村的女性的痛，他很理解她当年的选择，就像她说的那样，她需要一种公平的对待，需要一种公平的身份认同。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带来的劳动力方面的需求，农民工进入城镇务工者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现实问题开始出现，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医疗保险，子女就学等等，归根到底都会涉及一个户籍问题。进城务工者参与着城市建设，却难以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福利。
对于出身农村的女性而言，由于当时户籍制度规定，子女的户口只能随母亲，如果男方是城镇户口，女方是农村户口，双方结婚之后，孩子只能跟随母亲成为农村人。城市户口的价值，导致城乡之间通婚成为一个现实中的问题，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不正常现象，使一些农村女子失去了追求城市生活的希望。
“你可能无法理解，也肯定没有过这种感觉，低人一等的感觉真的是不好受，心里面明明不好受，面子上却还要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更不好受了。人有时候是很奇怪的，你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想要得到它。”赵二妹不甘心被自己的农村户口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和梦想，她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东方思义想，由于户口的属性不同，在客观上束缚和限制了人们部分的发展权利和生活自由，的的确确地曾经广泛地影响了相当大的一个群体的生活和命运。
赵二妹在东方思义面前感叹着自己曾经与命运抗争的种种艰难：“我只是想要一个能给自己与别人平等相处的身份，我不是贪图富贵，也不是非得选择在城市里生活，我只是感觉到自己也应当是社会平等的一分子。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拿钱来办理城市户口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我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只有这一条路是可以走的通的，要争取工作上平等的权利，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我必须要走这条路，只能走这条路。我错了吗？”
在东方思义的印象里，当时，南方某省推出了一条农村革新措施便是改革户籍制度，对在县、市及城镇购有住房和有相对稳定职业的工商户，在缴纳了一定数额的城镇建设费后，就可以批准转为城镇户口，纳入正常的户籍管理。后来，一些地方将这项改革扩大到了进城的务工人员，这便是当时一度出现的出钱解决户口问题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