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对日本的“心有戚戚”大概也只停留在晚明时期，无论是往后还是再往后都和今日不是一个世界。
朱翊钧道，
“范卿谬赞，中国有圣人云，‘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句话范卿应该听过罢？”
范礼安拱手道，
“陛下轻利重义，臣固有一不情之请。”
朱翊钧奇道，
“哦？范卿请讲。”
范礼安道，
“如今倭国已非久留之地，臣闻中国孔圣尝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臣以为使团无辜，虽为倭国国人，亦不应立于危墙之下。”
“臣恳请陛下收容使团，或令其留于明国境内闲住几日，待倭国情形好转，再发谕遣送回国。”
这个请求却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朱翊钧的手抚上了自己腰间那繁复华丽的束带。
历史上的范礼安终身居留澳门，从未进入过中国内陆，他为了让天正遣欧少年使团风光回国，甚至以印度总督使节的名义向丰臣秀吉赠送了文书与礼物。
但这还是没能改变丰臣秀吉对天主教的态度。
而那四位天正遣欧少年使团的使者回到日本国内后，一个较早病逝，一个逃亡澳门，一个殉教，一个脱会，最后的结局似乎都颇为凄凉。
朱翊钧本人并不觉得收留这四个少年使臣有甚么不妥。
反正丰臣秀吉是肯定要侵犯朝鲜的，中日之间那一仗是想躲也躲不了的。
既然是否收留这四个使臣都不能改变丰臣秀吉发起战争的意愿，那何必不高抬贵手，放那四名日本少年一条生路呢？
何况到了万历后期，澳门因为成了日本宗教难民的逃难天堂，甚至直接出现了“日本街”。
现在范礼安要求大明为这四名少年使者提供庇护，不过是将这个历史事件的发生点稍稍提前了。
但朱翊钧这回却一改他惯常仁善的本性，没有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事无先例，范卿且容朕考虑一二。”
朱翊钧摆出一副“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的姿态道，
“且据朕所闻，濠镜此地，本就能收容他国流落之人，范卿何必舍易求难呢？”
范礼安笑着回道，
“陛下如中国之天主，臣流落于濠镜，本秋毫不犯，陛下又何必舍近求远，迎臣北上呢？”
朱翊钧的手慢慢地松开了腰间的束带。
范礼安可用。
朱翊钧心想，此事若发生在近代，有哪个西方传教士能为了四个日本少年的性命，而屈身向一个根本不会信仰天主的中国皇帝求情呢？
西方的宗教血统虽然肮脏，但个体之人性却总有象征爱与和平的闪光之处。
倘或范礼安能如此用心地对待日本人，那他也一定会以同样和善的心思回报中国人。
朱翊钧相信善良，他不愿辜负任何一个有善良征兆的人。
因此他愿意卖范礼安一个人情，让他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奔走参加英西战争一事。
这一点是范礼安来之前朱翊钧就想好的。
伊丽莎白一世支持的是新教，若是没有足够的驱动力，耶稣会的传教士是绝不会为中国的皇帝结交一个站在罗马教廷对立面的盟友的。
好在范礼安足够善良。
当然，善良并不是为善的唯一驱动力。
“西方多学者，朕耳闻已久。”
朱翊钧笑道，
“西学非唯天主一宗，范卿若愿留于京中，将罗马历代所传之学授予我民，朕自然会对倭国不假辞色，不知范卿以为如何？”
范礼安原来以为朱翊钧跟丰臣秀吉一样，对西方人是不加分辨地全盘敌视。
没想到几句话一说，突然峰回路转，中国的皇帝居然对西学感兴趣，还允许传教士“授予我民”，这可比日本的态度宽容多了。
范礼安心里清楚，日本的传教事业是难以挽回了，可与辽阔的中国相比，日本简直不值一提。
而且耶稣会的会旨本来也包括在海外开办西学，虽然中国的皇帝对天主教并不感兴趣，但他既然能支持办学，也一定不会妨碍国民入教的。
范礼安经历了一遍柳暗花明又一村，心中又不禁感慨了一番主的伟大，
“臣自当竭尽全力。”
朱翊钧笑道，
“甚好，既如此，范卿返回客舍之后，不如就先将西学科目，与欧罗巴各国现状条列成文，尔后再转交礼部主客司即可。”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虽然朱翊钧已经知道了英国战胜西班牙的结局，但有范礼安这个土着贡献信息，总比自己靠记忆要强上一些。
朱翊钧微笑着想道，历史上的英西战争在万历十六年五月爆发，后续战争却一直打到了万历三十二年，两国才签订停战条约。
整顿水师，发展西学，结盟英国，天主给大明留出的时间已经够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