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当时的明廷不仅不以“外夷强弱为缓急”，反而为了维稳，对缅甸东吁王朝的扩张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一度使得孟养等忠于明朝的边地土司备受打击，在东吁王朝的侵略下孤立无援。
万历七年，莽应龙再次发兵攻打孟养，孟养土司思个因为没有明朝的援助，在败逃途中被手下执送缅甸。
至此，孟养、孟密、木邦、陇川、干崖等云南西部边地土司已被东吁王朝控制。
大明藩篱一撤再撤，但朝廷仍未采取有效反击措施，仍然坚持张居正“安静处之”的战略思想，最终导致万历十一年缅甸大规模入侵云南。
后来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同年即被弹劾，次年“倒张”运动一开始，就遇上东吁王朝的大举内犯。
于是明廷立刻纠正了张居正的“安静处之”的战略思想，追究了相关官员“酿祸养寇”之罪，开始调整对缅治边政策。
所以万历十一年以后西南立刻就冒出了刘綎和邓子龙这两位名将。
因此刘綎和邓子龙的功绩，很大程度上是“时势造英雄”。
万历十一年的明缅战争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政治包袱，而且刘綎和邓子龙原来就是武将出身，和“张党”也牵扯不到一块去。
于是万历十一年明军大败入侵云南的缅军后，蛮莫土司思顺又重新归附了明朝。
当时思顺投靠明朝以后其实并未受到处置，而且还仍封思顺为宣抚司。
但是这之后又发生了两件事，又迫使思顺在万历十三年再次反投缅甸。
一件是是刘綎镇守蛮莫时肆意妄为，不但向思顺索取重贿，而且纵容部下霸占其妻妹，思顺不堪忍受，不得不再次叛逃。
另一件是陇川宣抚岳凤父子归降后，原本刘綎许诺他二人不死，令其为明朝招徕诸夷，但结果万历十二年时，明廷出尔反尔，将岳凤父子押京寸斩了。
明廷的本意是杀一做百，但岳凤父子一死，再加上思顺倒戈，致使云南土司又纷纷归附缅甸。
朱翊钧心里知道，孟养、思顺两土司在明缅战争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申时行方才口中的“蛮莫罕送拒敌缅兵之功”，指的就是李材招抚万历十三年再次投缅的思顺、孟养之后，令其配合明军作战，大溃缅军，成功收复密堵、送速两城之事。
因此御史苏酂弹劾按察使李材是小事，但思顺的归属问题却是一件大事。
历史上李材和刘天俸被万历皇帝逮治到京之后，原本参加破缅之役而有功的思顺第三次投靠缅甸。
思顺的想法是很容易猜测的，与他密切相关的明将李材被判有罪，那他作为归降的外夷，岂非更是前途难卜？
因此申时行想让皇帝将李材等人从轻发落的举动是正确的。
历史上万历皇帝没有采用内阁的建议，坚决将李材等人治罪，李材被关押了五年。
直到孟养使者进贡，提起缅甸人侵略、明廷来救的过往，又听说带兵的明将仍在狱中，在万历皇帝面前痛哭流涕，万历皇帝方才稍稍改变了态度。
再加上王锡爵后来也上疏替李材申辩，万历皇帝才在万历二十一年令李材戍守镇海卫。
其实李材的功绩不算出众，但晚明武将的生存环境导致他显得特别悲情。
朱翊钧在穿越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晚明武将在战场上的表现主要取决于他们当时的政治地位、家庭背景以及在官场上是否左右逢源，而不是他们的实际作战能力。
这就是为甚么朱翊钧明知道李成梁不可靠，但是他并不敢一穿越就把后来在朝鲜战争中战绩同样辉煌的刘綎和邓子龙调到辽东去。
因为他知道刘綎和邓子龙同样和“清廉”、“谦逊”、“严格治军”这些词搭不上甚么边儿。
甚至刘綎和邓子龙在西南任上出现的豢养私军的问题比李成梁的“李家军”还要严重。
刘綎之所以敢勒索蛮莫思顺，就是因为他的亲父是都督刘显，他的手下有很多都是他父亲的老部将。
他在出征缅甸，统兵金沙江之时，甚至把将台修筑在曾经三征麓川国的靖远侯王骥的旧址上。
在明缅开战之后，永昌、腾冲二地开始招兵，这些新兵分别组成了腾冲营和姚安营，当时刘綎统领腾冲营，邓子龙则管辖姚安营。
结果邓子龙、刘綎互相不服，两营之间不断内讧，后来刘綎因思顺复叛之事被罢免，由邓子龙兼管两营。
但邓子龙偏袒自己老部下姚安营，不但在平日多次欺凌腾冲营，连在伙食上，姚安营都是腾冲营的两倍。
以致于姚安营养成骄奢之风，后来还因索要军饷不成而造反，最后由巡抚萧彦调土汉兵夹击之方才平定。
申时行见皇帝沉默不应，又进一步劝道，
“然臣等又思，云南万里，耳目难真，欲张大其功，固易于称夸，欲文致罪，亦易于谤毁。”
“先年该省因循养患，以致缅寇猖獗，近年选将用兵，擒获岳罕，边境始安，盖由皇上委任边臣，使得展布之明效也。”
“若今处分过重，则土司环视，皆有轻侮边臣之心，边臣畏事避嫌，务为苟且推避之计，将来谁肯担当出力者？其于边方关系亦不细也。”
“臣等以为，李材、陈严之既已去任，即革职为民，亦不为轻；刘天俸等行巡按提问重治，亦不为纵。”
“若官校四出，一往云南，一往江西，一往福建，往来数千万里，大骇听闻，臣等亦窃有未安者。”
朱翊钧在心里叹了口气，从椅扶上缩回了手，道，
“既如此，朕命他三人戴罪立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