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蚕道，
“对，我也记得是有这回事。”
吴惟贤道，
“那事过后呢，吴兑就有点惴惴不安，万历十年年底，他不是回任兵部尚书了吗？在那之前，他就让我大哥和那个吴大斌连了个宗，反正都姓吴呗，他们家是绍兴吴，我家是义乌吴，几百年前说不定本是一家呢。”
“总之这一来二去呢，那吴大斌的亲戚关系就算转到我家里来了，不过后来科道官也没逮着这事弹劾吴兑，我大哥调往广东之前，那吴大斌还来送过我大哥，两相一交往呢，就算相熟了。”
晚明的连宗就跟九边武将与麾下家丁互认干爹、干儿子一样，基本上属于一种联结利益的经济行为，陈蚕对此也见怪不怪。
他们二人此刻都未曾料到，这个在明史上未曾留下一名半姓的万历朝小人物吴大斌，在几十年后成为了山阴吴氏与毛文龙东江势力明争暗斗中的关键一环，成为了除了袁崇焕之外，毛文龙命丧东江的一大潜在诱因。
万历十六年的九月离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还太远，于是吴惟贤以为自己讲的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陈蚕也以为自己听的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悲欢与算计，陈蚕现下就不免有些算计，他觉得靠一桩未曾被揭发的托关系谋职事件还不足以建立甚么深情厚谊，利益链上的环节太少，总教他有些不放心，
“那这样说来，这个吴大斌同他们山阴吴家正支嫡系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深啊，他能跟吴有孚说上话吗？”
吴惟贤认真回道，
“倘或说的是升官走路子的事，那确实还真不好说，但若是此事关乎漕运，那就一定能说得上话。”
陈蚕奇道，
“你就那么肯定？”
吴惟贤笑道，
“我大哥跟我说得嘛，你想啊，山阴吴氏的老家原本在绍兴，他们家在南方的姻亲可比辽东多得多，既然都是半生不熟的同族亲戚，这吴大斌当时为何不去南京找王承勋，何苦非要北上到人生地不熟的辽东来呢？
陈蚕点头道，
“这事确实有些奇怪。”
吴惟贤道，
“真说稀奇倒也不稀奇，用我大哥的话说，那山阴吴氏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皇上去年才想起来要开海贸，吴氏却比皇上想得还早一步，一有机会就赶紧让自家族人安插到关键位置上，进退得宜，有钱一家人一起赚，那广东、福建的海商是钱生钱，他们山阴吴家是权生钱，堪称技高一筹啊。”
陈蚕不禁追问道，
“甚么‘权生钱’？你仔细说说，我怎么没听懂呢？”
吴惟贤解释道，
“说白了，就是走私，从南方经大运河到登州，再通过中朝边境的镇江抵达朝鲜和日本，基本上就是这么一条路径，而新建伯王承勋现为南京协同守备兼掌南京后军都督府事兼理红盔将军又任漕运总兵，吴兑一家既已与他联姻，那只要再把家族中人安置在辽东、镇江和登州的关键位置上，这个贸易网不就等于全线打通了吗？”
“这个吴大斌放着南京不去非要北上来蓟辽，本来就存着在辽东建立关系网的愿望，他们与咱们还有点不一样，咱们主要还是想着多为朝廷杀贼立功，而他们当官，就是想借着家族发财。”
“我后来听我大哥解释才明白，为何这吴大斌有着一个蓟辽总督的亲戚，却甘愿在东宁卫当一个不起眼的小官呢？道理很简单，对他们而言，当官只是手段，赚钱才是目的，官当得怎么样他们都无所谓，钱赚不了才是大问题。”
“据说，像吴大斌这样的人在山阴吴氏里还不止一个，我听说还有一个吴宗道，是这吴大斌的族侄，在辽东很会活动，上上下下都能打点关系，如果单纯从利益角度出发，皇上要开海、要搞投票，山阴吴氏的受损程度可比我们蓟镇南兵大得多了。”
“我听说皇上邀请民间海商投资加盟朝廷开设的轮船招商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皇上想在山东半岛开通胶莱河，又苦于山东连年灾荒，地方上拨不出银子，廷纶兄你想想，胶莱河若是一开通，海运若是一施行，这从大运河到登州的漕运路线不就等于顿时灰飞烟灭了吗……”
陈蚕接口道，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倘或这个吴大斌还在东宁卫，我去想办法联系他也不难，只是有一点我心里挺过意不去，明明是我们当官的想保住自己的利益，却把最累最辛苦的漕工推到冲突前线，这是不是有点不大地道啊？”
吴惟贤正色回道，
“不，廷纶兄，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能这样想，我觉得无论是支持一个政策，还是反对一个政策，咱们都要从自身利益出发，因为朝廷任何一个政策的形成都是综合各方利害后得出的结果，我们必须要发表意见，否则皇上是永远不可能知道这其中究竟触动了多少人的切身利益的。”
陈蚕想了一想，忽然若有所思地笑道，
“倘或真要让每个人都发表意见，那这投票也不失为一大良策。”
吴惟贤摇头道，
“嗳，不对，廷纶兄，能真正对朝廷发表意见的人，都是在朝中能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普通百姓连衙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哪里能指望他们真正地发表甚么政治意见呢？”
“依我看，这大明大部分的普通百姓都没有这样的资格和能力参政议政，即使手中有票，也不过是遭人利用，其中即使有区别，也无非是遭好人利用，还是遭坏人利用的区别。”
陈蚕听罢叹道，
“你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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