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殷知道工课本身的难度便是其一：尽管不作为本年度科考的书目，但《中华简史》有着教化汉番众民之用，便不应拖延太久；
他也强调过这乃是一套“简史”，不必事无巨细地悉数记录，只需选取能够表达青丘国君臣观点的事迹即可。
那么洪磊在落笔之时，就须处处谨慎。所幸汉唐作为受大王褒扬的两代，尚且有不少事迹可谈，因而汉纪、唐纪两章都进展不错。
“难点的话，目前而言，有这么几点。”洪磊亲自做了解释，“其一，乃是我与陈大人专门去信问过殿下的上古之事。
“殿下已经给过答复，要求女娲造人、伏羲创德等事至商末之间的事皆一笔带过，只称‘有过一些君王和朝代’，而将这套《简史》的真正开头置于商周易代。
“尽管如此，陈大人却又发现新的问题，那便是包括五先贤在内的诸多贤人，都意爱用三代之治论及仁德、良政，像顾炎武先生的《日知录》便是如此。
“若是《简史》不谈尧、舜、禹，我始终担心学史的学子书生们便也没法理解。
“当然根据青丘王的指示，这一问题也并非无法解决，那便是我们将贤人言论汇编成《诸贤论政集》，可以加以编辑，去除有关尧、舜、禹的段落，可为权宜。
“其二，则是结合烈儒教神言故事，我们发现曾掌管东陆瀛洲的烈帝为求道德而西去神州，却历数干年未归，直至我们明人渡海而来，其中缘由，尚难理解。
“其三，则是对于前明，是尊是贬，仍未有论。
“这些问题，还请青丘王与诸位大人不吝赐教。”
郑克殷听过之后，点头道，“对于这些问题，我也的确有过一些思考。
“其中被诸贤屡屡论及的三代之治，完全避而不谈也的确并不可取，我们应当做一些更妥善的处理，那便是在讲到‘有过一些君王和朝代’时，或许可以列举唐尧、虞舜正是其中代表。
“至于正面的禹和反面的桀，我们不在《简史》正文中提及，但可以在《诸贤论政集》中作为附注来做讲解。
“这些问题我也未有定论，仅作为一些思考，我们可以多加参详。
“烈帝西去数干年不归的问题，我目前仍未想到最好的回答，可能也需要诸翁相共，看看如何结合烈儒教神言和《简史》内容来解释。
“对于前明，那是毋庸置疑的汉家正统大一统王朝，且是我们瀛洲得到天命的由来，因此对于明代，我们始终要保持敬意。
“然而明、瀛两朝相异之处颇多，一味尊明，只会使我们重蹈其覆辙，以致最终民不聊生，御虏无力，终要败亡。
“我们一方面要褒扬明代在宋元之后再造中华，重续汉家烟火，另一方面，也要批判明代过失，包括严苛的明律，失败的财政，封闭保守的海事政策，以及腐朽落后的儒教观念。
“这些问题，瀛洲王朝尤其是我们青丘国，是绝不可再犯的，否则我们必将步步沦亡，一如中原大地遭鞑虏践踏那样，我们扶桑大地也将遭红夷侵亡。
“自由的人民，工商皆本的经济政策，对走向海洋的渴望，对腐朽理学的批判与对民本思想的重新发掘和振兴，这些是我们瀛洲王朝的立国之本，与前明形成了鲜明对照。
“因此，我们对明朝这些方面的批判，不必留有情面，否则颠倒是动摇我们自己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