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她不裹脚，便是你赢。
若是她裹脚，便是我赢。
他的声音倒是挺好听的，但这内容却不怎么讨喜。
就像之前所说的，这东西在古人的眼里，那叫一个合理，那叫一个美。
无论我们是怎么说它恶心变态，但是审美就是审美，她们所接受的，这便是最美了。
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类积极生活的显现，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心目中引起的愉悦的情感。审美观从审美的角度看世界，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审美观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和政治、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社会集团的人具有不同的审美观。审美观具有时代性、民族性、人类共同性，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
作为一个重要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美学范畴，“审美观照”这个概念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美学理论和实践中，都有非常广泛的运用。但人们对这个范畴虽然常用，却多是习焉不察，对它的内涵与渊源不甚了了。在《哲学研究》2003年1期上读到林美茂先生的《哲人看到的是什么——关于柏拉图哲学中‘观照’问题的辨析》一文，甚受启悟。本文则拟从中国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对“审美观照”这个美学范畴作一初步的阐析。
在我看来，审美观照是人类审美活动的必要过程，是审美主客体之间发生实践性联系的特殊方式。审美状态的进入，审美活动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审美观照这个阶段的发生。作为审美经验的一种，审美观照与直觉、想象、联想、回忆、移情等都是有密切联系的，但确实又不可以等同。在审美活动的实践中，观照与直觉等非常相近，甚至有相同的一些性质，但从理论上认识，审美观照是不可取代的。如果有的审美经验的要素在审美过程中，并不一定都要出现或存在，但是审美观照却是必不可少的。或者可以说，没有审美观照这个过程，就不成其为“审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审美观照是审美活动中最为关键、最为本质的环节，它的存在，是审美活动与一般认识活动相区别的标志。
审美观照，是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所发生的最为直接的联系。观照是以一种视觉直观的方式，对于具有表象形式的客体进行意向性的投射，从而生成具有审美价值的意象。观照不能没有视觉方式，这也意味着观照的对象必须是表象化的客体。在这一点上，我是颇为赞同英国美学家鲍桑葵的观点的，鲍桑葵认为只有表象化的、感性化的东西，方能成为审美对象，他说：“除掉那些可以让我们看的东西外，什么都对我们没有用处，而我们甩感受或者想象的只有是那些能成为直接外表或表象的东西。这就是审美表象的基本学说。”[1][1]但同时，审美观照又远不止于一般的视觉观看，又兼之以明显的心理活动。“观照”的本来涵义出自于中国哲学，它的所指从来都不止于一般的视觉观看，而是意味着通过视觉观赏把握事物的本体的、终极的意义。（这点将在下面论及。）
观照并不排除认识，在观照过程中会包含着认识价值的产生；而如果以认识作为观照的本质，那自然是对观照的特质的扭曲。观照是审美主体以充满情韵的眼光和超越逻辑思维的智慧，来看对象物时的观赏与晤对。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对象的映入，而且是以特有的角度将其改造成以此一对象为原型的审美意象。它不仅是对对象为观赏的客体，而是与对象彼此投入，形成物我两忘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审美关系由此形成，审美价值的生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审美观照对于审美主客体都需要相应的条件。就客体而言，能够成为审美观照的对象之物，一是感性的、具象的，能够提供给审美主体的知觉以原型或者说是整体性的材料；二是对象本身具有某种审美属性，或云美的潜质，在主体的意向性召唤中使其美的潜质或属性得以呈现或云“敞亮”；从审美主体的角度看，一是需要排除欲念，使心境空明虚静，凝神注目于对象物；二是主体是以独特的智慧、灵性进行直观，没有这个条件，也很难谈到审美观照。
审美观照是人的主客体关系的一种特殊方式，其过程是相对短暂的。长时间的与对象物凝神观照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审美观照却是主体进入审美过程、审美情境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阶段。在进入审美观照的同时，主体暂时隔断了与其它事物的所有的、任何方式的联系，而有意或无意地投入于此一对象的凝神注目之中，从而产生审美愉悦。主体与对象在观照中形成了物我两忘的情境，其实，这种物我两忘的情境，还是主体的一种感受而已。但与这种情境相伴的，恰恰是主体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在观照达到极致时，就是叔本华所说的“自失”的状态。叔本华颇为深刻地论述了主体在进行审美观照时的情境，他说：“人在这时，按一句有意味的德国成语来说，就是人们自失于对象之中了，也即是说人们忘记了他的个体，忘记了他的意志；他已仅仅只是作为纯粹的主体，作为客体的镜子而存在；好像仅仅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觉知这对象的人，所以人们也不能再把直观者[其人]和直观[本身]分开来了，而是两者已经合一了；这同时即是整个意识完全为一个单一的直观景象所充满，所占据。”[2][2]叔本华所说的“直观”，从美学意义而言，与我们说的“观照”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叔本华的观点有其自己的出发点，但这里对于“直观”也即审美观照的分析是较为充分和合乎实际的。值得注意的是，叔本华在论述审美观照时指出了由此而产生的审美愉悦（或云“快感”），他说：“不管它是由艺术品引起的，或是直接由于观审自然和生活而引起的，本质上是同一愉快。”[3][3]在我看来，进入审美观照的过程，必然带来的就是主体的审美愉悦感。主体隔断了与其他现实事物的关系，而以特殊的兴趣和情韵凝神观照某一特定的对象，以至于达到物我两忘、“自失”于对象之中的程度，不能不使主体产生一种充塞身心的审美愉悦感。刘勰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等等，都是在审美观照中获得。
“审美观照”这个范畴有着深厚的中国哲学背景，可以说“观照”的主要含义是来自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审美观照的主体虚静心境、物我两忘的情境、主客体的意向性关联以及本质直观等特征，都在中国哲学和美学有关“观照”的思想资料中蕴含。
中国古代哲学中，《老子》的“涤除玄鉴”，《庄子》的“见独”，《周易》的“观物取象”等命题，都对中国的审美观照思想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老子》十章云：“涤除玄鉴，能无疵乎？”这对中国美学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通行的《老子》版本作“涤除玄览”，据帛书乙本和高亨之说而改。高亨释之云：“玄鉴者，内心之光明，为形而上之镜，能照察事物，故谓之玄德。”[4][4]“鉴”即镜子，观照事物之具。老子以明镜喻心灵。老子意谓：内心灵明虚静，即可洞彻事物之玄微。《庄子》对此颇有发挥：“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天道》篇）庄子也是以水之平静，喻“圣人”之心。由于主体心灵的虚静，才能呈现一种观照对象的心胸。因此，庄子将圣人之心喻为“天地之鉴”、“万物之镜”。老子、庄子所云主要是指心灵的虚静莹彻，并以心灵为观摄万物之镜，并未提及视觉的作用，但实际上心灵对万物的观摄，是以其内在视象为其中介的。庄子所谓的“见独”，恐怕就是将主体的内视作用加入其中了。《大宗师》篇云：“吾犹告而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外即忘也。外物、外天下、外生，也即忘却外物、世俗乃至至存在之相。朝彻，形容心境的清明洞彻。“见独”，则是指洞见独立无待的“道”，见到他所无法见到的“道”之幽深精微。庄子又云：“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与万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庄子天地》篇）此番话意谓：对道的洞察，视而深远，听而无声。深远之中，却可以见其象；无声之中，却闻和音。[5][5]庄子在这里的意思，对道的洞见是通过视听之途的，当然这不是一般的视觉观察，而是以视听等感知机能体悟道的幽深。庄子这里所提到的“视听”，是值得注意的，从视觉角度来看，还是以内在的视象为更为客观。而无论是老子讲的“玄鉴”，还是庄子讲的“见独”，都是关涉于对象的。镜子当然是照人照物的，“水静”亦以“明烛须眉”，都是与客体直接相关的。用现象学的话来说，就是“意向性”。
《周易》作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源头之一，其“观物取象”的思想对后世的哲学、美学的发展，其影响之深巨是无庸多言的。《周易系辞》中有一段经典名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易经》中“观物取象”思想的集中表现。易象本身就是“观物取象”的产物。“观物取象”首先是视觉之“观”，“仰观于天”和“俯观于地”都是切实的视觉方式。但这个“观”又不是一般的物象观察，而是通过观象对事物的深层蕴含作符号化的彰显。《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所谓“赜”，是指幽深复杂的事理。在《周易》作者来看，“象”是圣人发现天下幽深难见的道理，把它譬拟成具体的形象，用来象征事物适宜的意义。“观物”是主体对事物的直接观照，但同时又以此把握事物内在的机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