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谨守已经陈旧到虚伪的礼法的儒生们，名士们显得真诚又正直，再加上独特的生活品味，他们很难不被世人所叹服。与其说有“盛德”，不如说有“名望”。所以，虽然朝野大部分为礼法派所控制，但名士派的民意极高。虽然魏晋不搞普选，但是一个政府如果完枉顾民意，它一定是总被架在火上烤。
当时的皇帝司马炎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在贾充订立了《晋律》之后让裴楷御前执读，主持对其中条款的讨论。牵连到山涛、羊祜、庾纯、裴楷的那次“反对贾充”行动更是让名士派的声势完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泰山羊氏，河东裴氏，很多大的家族，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站队中从东汉的经学世家变成了魏晋的名士大族。当老一代渐渐淡出的时候，下一代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玄学。此时，贾充一派的裴秀已经被调为相当于荣誉职务的司空。而他的儿子裴頠却早已经变成一个口谈玄言，还写了玄学著作《崇有论》的名士。荀顗的弟弟荀粲因为说“六经是圣人思想的糟粕”而成了最早反经典的玄学家。何曾的儿子何邵为玄学家王弼写了一部传记。卫瓘的孙子卫玠成为清谈能让人绝倒的玄学家……儒学世家的后代不约而同背弃了他们的传统，这一个重要的转变，让玄学家从人人喊杀的过街老鼠摇身一变成为主流思想，这才为东晋时候由被迫害到转而迫害别人打下了基础。
但是，世家大族之间百年的婚姻和官宦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身。这些儒学世家后代们的转向，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
裴楷首当其冲。裴家的姻亲关系也很复杂。裴楷的女儿分别嫁给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他的儿子裴瓒则娶了杨骏的女儿。杨骏是晋惠帝的外公。司马亮和卫瓘虽然立场有差别，但在八王之乱的开始，与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利益一致。裴楷看上去是两面讨好，实际上却是两面都难做人——这种特殊的姻亲关系让他最有可能被选为利益的缓冲地带，但是这块缓冲地带却是随时有可能随着掌权集团的改易动辄得咎。
因而裴楷选择了一条“退”路。他虽然和杨骏是姻亲，但关系却并不近；卫瓘做太保，司马亮做太宰的时候，为了和楚王司马玮争夺北军中侯的位置，推出裴楷来接替楚王玮，但是裴楷却拒绝了。这是个太敏感的职位：在司马昭代魏的过程中，北军中侯名义上是监督性质的官，可实际上做的却是中领军的事情，也就是皇城护卫的头儿。如此关键的职位，可不得让各方都争着要？裴楷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可是他的谦退并没有用：杨骏被司马玮集团杀掉之后，裴楷因为与杨骏的姻亲关系下了大牢。好不容易九死一生，逃出生天，却在司马玮矫诏杀司马亮、卫瓘的时候，又因为之前曾经“被”争夺过北军的领导权而被追杀。
但有趣的是，裴楷的声望却在这一次次的被追杀中越来越高。直到司马玮被杀，不乐名利的裴楷又被推举和不倒翁王戎以及老资格张华共管机要。裴楷屡屡想要外放，逃离京城的纷乱。却因为这种谦退的姿态和玄学名士的地位，成了一个被朝廷抓着不放的好用的偶像。王戎他爹王浑曾经帮他说话：名臣不多，应该尊重他的志向，朝内机要有王戎和张华就够了。裴楷请退，请尊重他的愿望。结果，裴楷却被加了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被供得更高了。
但是，就从裴楷屡屡想要逃开却又总是被供起来可以看出，玄学家们逐渐变成了道德的正统，成为政府默认的模范，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们所表现出的美好品质成为大众行为准则的标杆。
例如裴楷。司马玮奉着贾南风的指令杀司马亮的那个晚上，裴楷也在被杀的名单上。他慌忙出逃，狼狈地藏在老丈人王浑家里，一夜挪了八次地方。不过，逃命的时候他一直带着司马亮的小儿子。他因为杨骏而被牵连下狱的时候，他的镇定自若好像是“玉人”嵇康和李丰的翻版，别人呼天抢地的时候，只有他神色不变地索取纸笔给亲人写绝命书。
《世说新语》容止篇在编排一个人的体态容貌时，总是喜欢以玉喻之：说嵇康是“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说李丰，是“颓唐如玉山之将崩”；说裴楷是“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被《世说新语》以“玉”形容的，总是那些在纷扰世事中却镇定自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