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局长，你总说等，可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你们除了要我等，还会干什么？”王爱香终于憋不住了，说起话来一点也不留情面：“苗建春欠了信用社的贷款，你们查了半年，什么财产都没查到，硬是让我替他还了30万。等到我向他追偿的时候，你们先是让我签协议，现在又让我回去等，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等到我死了，案子不用管了，你们就省心了？”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陈默雷被王爱香一激，脾气瞬间就上来了，针锋相对地说：“为了你的案子，我们忙前跑后费了多少工夫，你知道吗？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我凭什么不能说？”王爱香本来心里就有气，这回见陈默雷冲她发起了脾气，便越听越觉得陈默雷有问题，指着陈默雷说：“我还想问你呢，苗建春种了那么多年的花，少说也得有10万块钱的积蓄了，当初你们怎么说只查到了几十块钱？你们到底是怎么查的？是你们没有认认真真地查，还是你们跟苗建春有勾结？”
陈默雷气坏了，手往车顶上重重地一拍，说：“你住口，别胡说八道！”
“你凭什么让我住口？是不是害怕了，心虚了？让我说中了吧……”王爱香的上下嘴唇还在不停地碰撞，但陈默雷却在一瞬间什么都听不清了，他只觉得头晕目眩，眼前突然一片漆黑，接着，只听耳朵里嗡的响了一声，他便没有意识了。
陈默雷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他慢慢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头顶上方挂着一瓶点滴，长长的输液管垂直而下，无色透明的液体正顺着输液管流进他手腕的血管里。他缓缓地坐起身来，看见自己身上盖着一床薄被子，洁白如新的被子上赫然印着东州市人民医院的字样和图标。
不用想，肯定是自己在跟王爱香理论的时候晕倒在门口了，同事们把自己送到这儿来的。陈默雷心想：他们也真够大惊小怪的，就这么点小事，还把我送到医院来了！
“默雷，你怎么起来了？”门口方向传来熟悉的声音，陈默雷一看，是执行局副局长赵维山，手里还拎着一个暖瓶。赵维山把暖瓶放在床头柜上，让陈默雷赶紧躺下休息。
“没事，我靠着墙一样休息！”陈默雷往后挪动了一下，靠在洁白的墙壁上。
赵维山给陈默雷倒了一杯温水，陈默雷喝了一口，问：“你怎么也在这儿？”
赵维山唉了一声，打趣地说：“咱们整个执行局，大概就我一个闲人了，我不是员额法官，也不办案子，整天待在办公室里，闷都快闷死了。我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不，我这把老骨头就主动请缨，过来照顾你了。”
陈默雷嘿嘿一笑：“看来，我这个病号的待遇还不低呀。行！回头等你住院了，我也去照顾你。”
“不用了，你少咒我两句就行了。”说着，赵维山从床头柜里取出麦面包，递给陈默雷，说：“这个点没有买饭了的，你将就着吃点吧。晚上，我让你嫂子给你炖排骨吃。”
赵维山是炮兵出身，转业到法院后，先后干过执行员、法警、法警队副大队长和大队长，现在他是执行局副局长，是陈默雷的副手，但私底下，两人更像是哥哥与弟弟的关系。
陈默雷被任命为审判员的那年，赵维山也只是一名普通的法警。有一次，陈默雷审理一起承揽合同纠纷，需要到外省查封一家机械厂的生产设备，法警队安排赵维山和现任的法警队长丁茂原协助他前去查封。对于那次外出办案，陈默雷至今记忆尤深：那次，他们特意选了周末时间，因为那天机械厂的老板不在，厂里也没多少工人，就算遇到阻拦，也不至于多么激烈。三人到达机械厂后，先去向值班的副经理送达查封裁定书，副经理说要向老板汇报一下，结果过了不到半个小时，100多号工人拎着木棍铁管气势汹汹地赶了过来。三人见情势不妙便想走为上计，但刚出值班室，却发现厂门已经被员工们堵得严严实实了。情急之下，赵维山翻上墙头，把陈默雷和丁茂原拉了上去，三人跳墙出去，一口气跑出了五里路，甩掉了追在后面的工人，这才算安了。在返程的火车上，赵维山开玩笑说，经历了这次劫难，他们三个从今以后也算是生死之交了。说是生死之交，未免言过其实，但从那以后，陈默雷就跟赵维山、丁茂原混熟了，私下更是以兄弟相称。所以，这次赵维山主动来照顾陈默雷，陈默雷也不跟他客气。
陈默雷正跟赵维山聊着天，手机吱吱地响了两声，他拿起来一看，是贺清书发来的一条短信：陈局，我刚从青岛办案回来，现在才知道今天的事。今天的事是我小姨做的不对，我替她向您道歉。您放心，我小姨那边的工作我会去做。您好好休养，祝您早日康复！
看完短信，陈默雷忽然觉得从心底涌上一股暖流，这不仅是同事之间的情分，更是战友之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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