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张汉卿所结识与了解的学员特别是文化程度颇高的一批见习军官纷纷在学余入职卫队旅，有别于当时一般军队的新式军队渐有雏形，也使得张作霖的卫队旅成为当时民国军队里唯一的“文化兵”。特别是张汉卿以讲武堂学员的身份兼职团长再兼副旅长，郭松龄以教官、将军府高级参谋身份兼职卫队旅参谋长后，上下几乎清一色的“学生军官”。
对如此之多的学生军官在卫队旅担任要职，外界腹诽很多。新兵不可怕，可是当上下都是没打过仗的“秀才”带新兵后，这乐子可就大了。一些人就在暗中冷眼，准备看卫队旅的笑话。也是，三个团长中，只有韩麟春一个人是正牌军事人员出身，却没直接带过兵；少帅纯粹是子以父贵，凭关系上的台；郭松龄则是“纸上谈兵”的教员出身。这三个人不懂军事的主官窃居高位，不知道会把卫队旅带成什么样子？反正“崽卖爷田不心疼”，随他折腾吧！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张、韩、郭、王四大团长牵头后的卫队旅不但没有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乱起来，还一日三变，士气高涨，惊爆眼球。
在张汉卿，他主要用的是危机意识。学生军担任军官，职务虽然晋升幅度很大，但几乎都是代理。任命之初说得很明确：半年后如果考核为合用，自然会去掉这个“代”字，到时由张汉卿提出正式任命，恩从他出；如果不合用，那也就不用代了，直接回讲武堂重头再深造。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决定，让这些有抱负的学生军官不得不卯足劲干，不说实现强国理想的事，光被赶回去就够丢人的了，士可杀不可辱嘛！
为了弥补中下级军官的差额，张汉卿果断地将还在学习中的优秀基层军官纷纷简拔在营连级军官的位置上，还特别规定卫队旅今后凡班排级及以上军官之升迁必须认识1000个基本汉字，以此改造原有军官。这些人与一般的兵油子不同，他们不是为穿衣吃饭而参军，而是真正以报效国家为己任。他们与学生军官们有袍泽之亲，也是认可张汉卿的想法并愿意追随的，加上自身也不断寻求进步，所以卫队旅的基层干部先天条件都是极好的。
郭松龄本来就是讲武堂教官，对于军事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训练技巧及刻苦程度确实让张汉卿这个半吊子汗颜，因此也对他言听计从，从而让郭松龄感到知遇之恩，更加努力。他对军官的训练要求是每天早晚各出一次干部训练，尤其是连长以下的军官必须认真执行，主要的是训练刺枪术以及制式教练动作的划一。郭松龄立身严谨，所以他的手下军官渐渐也大都传袭了他的作风。
军人训练是应有之义，但是张汉卿却认为精神的培养远在军训之外。他可不喜欢军阀作风的军官，在他计划中，官兵一体是必须的，这才真是赢得士兵尊重、建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的法宝，老兵欺负新兵、军官鱼肉士兵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他力主在各个连队建设一个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以期得到基层士兵的呼声。营设政治科，团设政治部，统归在旅部直属的军政干部教导团。这个团是一个挂名，本身没有编制，只是进行军训间或的思想教育，几位干部都是不打仗的军官。但这才是张汉卿最大牵挂所在，是心目中新式奉军的种子，是未来政工干部的摇篮。
如果官兵真的能够做到一体，令出必行，而且是从心底里得到执行，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想像一下，为什么历史上国共两党的军队打仗，GCD军队能够以弱胜强越战越勇最终统一中国大陆？政治上经济上的因素姑且不谈，从一些反映战争的影片可见一斑：战斗中，国民党军官是手枪一挥：“兄弟们，给我冲！”而GCD军官则是跳出战壕大喊一声：“兄弟们，跟我冲！”
这一“给”一“跟”之间，高下立现。
对士兵的教育，由卫队旅司令部参谋处制定年教育计划，发到各团及各直属营，再由各团、各营制定每周的学术科教育计划实施表，印发各营、连遵照实行。总的原则是把训练当真正的战斗来看，各连排班也时常召开小组会议，讨论训练得失。一些官兵从老兵出身，很难接受少帅这种“剥夺了老兵与军官的种种特权、把士兵当人”的管理风格，不免私下嘀咕。而长期未接受战争考验的新兵们，在乍经受这种非人的“折磨”时也不免认为未免有些难以忍受。对此张汉卿有句名言对应：“只有平时多流汗，才有战时少流血。”
另外因为基层军官与士兵一起训练，吃相同的饭菜，还要在晚间接受各种“扫盲”教育，所受的苦比之士兵更多，所以即使卫队旅的训练比二十七师强度更大，士兵们的怨气却始终在可引导的范围内，那种被老将们私下揣测的士兵“哗变”随着训练的深入人心而变得越来越难以出现。
张汉卿亲自编写“卫队旅军训”、“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卫队旅军训”文如下：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卫队军官、士、兵、夫等，务本旅之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服从命令，共赴国难。”
士兵问答12条：
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吃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