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优林表示反对，他说：“贵政|府在苏俄国面临严重压力时先是强征中东路，接着又索取罕奇海岸，为了贵我双方的友谊，我们几乎无条件地答应了。但是蒙古是我们苏俄在远东地区的生命线，而且我们在蒙古有传统的利益，希望少帅先生理解。我们国内目前的不利局势只是暂时的，我们也不想为了欺骗贵政|府而搞一套权宜之计。为了贵我双方的长计久安，我们可以在中东路问题上退一步，但是少帅先生也要在蒙古问题上让我不至于空手而归。毕竟，蒙古不在贵政|府的掌控之下。我担心，如果因此而激怒我国政|府，我们先前努力得来的成果将付诸东流，我们一贯所抱持的对贵政|府的支持态度会有所变化。”
这是威逼加利诱了，以张汉卿的精明，他不会听不出来。表面上，优林给出了很好的条件，承认中东路的归属，这对东北自治政|府是个利好消息；而蒙古问题，反正又不是他张汉卿的！只要东北自治政|府率先承认苏俄在蒙古的利益，相当于在民国中|央政|府和自治政|府之间打了根楔子。有了这个由头，将来苏俄人一定有办法和中|央政|府之间发生点什么故事。
但是张汉卿不会做李鸿章，虽然对这个人的评价在历史上颇有争议。
“优林先生，我听了你的高见，忍不住想驳斥几句：你们谈判，是颠来覆去谈个没完吗？中东路和摩阔崴问题已经有了结论，你仍然在这里拿来和我做交易，你不觉得可笑吗？贵国的列宁再三宣称要放弃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俄蒙条约》已经严重伤害了中国的主权，自然应该在废除之列，你也拿这个来做交易，想让我说什么？是质疑你们的诚意吗？”
优林面对咄咄逼人的张汉卿，任他口若莲花也没有办法去反驳，再说他接到的指令是尽量达成与中国的谅解，种种寸土必争的辞令不过是俄人习性和作为外交官的职责。在张汉卿的强硬下，他准备妥协：“苏俄政|府并无意把旧约强加给少帅，我们只是为了保卫西伯利亚而做出的预防性对策…”
张汉卿脱口而出：“蒙古的稳定，我们已有对策，我想用不了多久，奉军就可以稳定蒙古的局势，从而保卫西伯利亚的安定！”
苏俄政|府是务实的。在四面反对力量环卫的情况下，关键是掌握了东北军政力量的张作霖政|府对旧俄国在东北的利益进行了彻底的清扫，使得无论俄国新党旧党都无从有崛起的机会，也就在事实上取得在北满铁路的部控制权。在面临外国干涉军的实质性的威胁下，贸然与地区军事实力强劲的奉军冲突非妥善之策。
所以临来之前，苏俄政|府已经授意优林：“（谈判）这个事实本身，可能会被敌对集团利用，作为苏俄同中国尚存在某种矛盾的证据。所以，在某些时候，可以做一些退让。”
所以，优林让步了。
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张汉卿提出：“目前中俄两国都处在分裂与威胁之中，更应携手前行，互为倚角。中俄边境特别是东北与远东边境应该是和平发展贸易互利之通道，苏俄国可以从中国取得粮食等初级原材料，中国也可由此获得发展工业所需的设备机器。此外，东北自治政|府会将敦促中|央政|府尽快开放和俄国的正常贸易关系。”
实际上从苏俄归还摩阔崴海岸之后，他们与奉系的联系便密切许多。在政治和军事上因为都面临日本压力而互通有无，在经济上也开始互相促进，边贸重开也已经在协商中，双方的感情日益加深。
这一表态打动了优林，也给了苏俄摆脱困境的希望，苏俄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因为毗邻东北，也同样处在日本的时刻威胁和经济控制之下，因此对缓和对华关系和开展中俄边境贸易情有独钟。
于是在1919年初，东北自治政|府正式和苏俄驻远东代表签定和平协议，略谓：俄愿放弃前政|府与中国所订各条约；将由侵略所得的土地和租界无偿交还中国。但中国须履行不助反革命党并停止其在中国境内的活动、解除其武装并于订约时交还俄政|府的条件。
除此之外都没有任何交还中东路的话----这是苏俄政|府留下的一个楔子，意在将来合适的时候重谈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范围。
张汉卿心知肚明，但要尽快消除北方的不稳定因素，且认为目前自己已经在实质上取得了占有权，在国家力量还不雄厚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争执这种场面上的东西。
因为旧俄力量退出哈尔滨，东北自治政|府取得了哈尔滨海关的控制权。在今天，由于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南方，感觉不到它的重要性；但在当时，哈尔滨海关可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并不逊于上海天津等地。
奉系取得中东路，是一大财源；取得哈尔滨海关，则是另一重要的摇钱树。要想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北洋诸军阀中脱颖而出并按照老张小张的雄心入主北京和统一国，没有这种雄厚的财力支撑是不可想象的。东北经济发展的计划及第一桶金，正是从这里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