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潜移默化的东西，需要大家的努力。对新文化的宏扬与对优良旧文化的保护，需要一大批有影响的人大声疾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盘西化给未来一代人带来精神上的迷思。
他以他的办法做。
北大校园里，颇有几个合得来的有交情的教师，文化界他也有一些有类似想法的宿耆，特别是辜鸿鸣，他要把他捧起来，让他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就像前生后世所宣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他的巨大威望已经可以在人民党内说一不二，因为党的皿煮化还需要一定的进程，这是坏事，又似乎是好事。
在他的指令下，人民党宣传部门和国统会的教育总厅开展了关于辜鸿鸣思想的大讨论，提出了“宏扬中国优良传统，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号召，并把辜的《中国人的精神》奉为皋圭，要让中国人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不是落后、反动的代名词。在新时代时，一样有坚持优良文化传统的必要。
教育是中国的未来。教育总厅秉承张汉卿的要求，在中小学生中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宣传；在文化界，要求各条战线上的文化工作者用批判继承的原则对待传统文化，并坚持“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态度，让传统文化重焕光芒。
当然，废除旧的宗法制度、妇女解放、破除封建迷信是打碎人们对封建社会的诟病之重。几乎所有关于“万恶”的旧社会的描述，基本上都离不开这三样，这是要被大批而特批的。
人民党以其占有优势的地位，努力地扭转国人的一些极端的价值倾向，给中国国民的冲击是很大的，几乎各地都在进行着新旧两种文化的大碰撞，很多地方也在进行这种大讨论。
张汉卿并有希望用政治的力量推翻所谓的旧传统，他想要的，是已经开化的民众能有自己的思索，从而得出自己的选择，这才是历史的进步，是皿煮化的开端。
每个场合，张汉卿都在宣扬中国文明曾是、将来也必然仍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它曾经百家争鸣、思想茂盛，但是被一个叫赢政的男人毅然割断了中华文化的纽带，其给我们留下最坏的遗产是：把思想的对错交给权力评判。
自那以后，中国再没出现过最伟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时情况更为恶化。”
他说的很符合国人的心态。
龚自珍用‘万马齐喑’来形容明清之际的社会再贴切不过了，他还说：‘今日中国，朝廷中见不到有才华的官员、街头看不到不才华的小偷、民间连有才华的大盗都没有’。
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载以后，无论他们的身体呈现何种状态，灵魂都永远跪着。他们只会匍匐，无论在皇族面前，还是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这一状况在甲午战争时达到了高|潮。
日军进攻辽东，清军有5万人，日军比清军少，但不到10天，辽东线溃败；旅顺要塞，固若金汤，清军只守了一天，日俄战争中俄军守了近一年。日本军医在战后检查伤口后提交的报告中写道：‘从清兵的创伤来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弹者极少’。
中国人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
反而在日本，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有巨大的热衷。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中说‘如果中国彻底覆亡，东方各国也就没有了希望。如果中国能够勃兴，东方各国救助有望。呜呼！中国问题实乃东方之大问题。’
精神一变天地宽。中华文明浩瀚如海，一旦拨乱反正，它的大气魄和大气象就显现无疑。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就连最著名的右翼反华分子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承认，“一翻开唐诗宋词，心里就涌起一缕乡愁。”
这是一缕文化的乡愁。中日虽然语言不通，但借助笔谈可以沟通，而我们与很多少数民族就不行。这说明，日本在文化上是中国的下游。
所以张汉卿除了谋求经济上的繁荣、军事上的强大，他还认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强盛的标志之一，用他的话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让中国人从精神上解脱奴役，比获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更加重要和有挑战。
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崇以及为此作出不朽的努力，让文化界为之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