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和缺乏、对于中国政治干预的兴趣及秘密地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等的诉求促使德国积极加深和加快与中国的合作，中国也以蕴藏着德国所缺乏的数量巨大的战略原材料，来交换自身迫切需要的在工业和军工能力上给予的帮助。中德交往大有好处。
正史上也是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一系列措施开拓中国市场。这些措施使中德关系不断改善，也促进了德国在华利益的增长，并对德国对华外交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国内各派势力在远东政策上出现了分歧，来华德国军事顾问问题是其中一个焦点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国防军和外交部间发生了许多争执，但它们的分歧并非实质性的。在纳粹上台前，传统的德国统治精英一直寄希望将中国培养为自己在远东的战略盟友，而即使纳粹上台后为了加快德国的军事工业建设，大力吸引原材料和外汇也积极采取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做法。
张汉卿也是看到这里，所以在德国战败的当年，即从东北一隅请到了德国的军事顾问，并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得到了德国军界的信任，为国民政|府全面展开对德交往打下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为了对抗日益临近的日本入侵的阴影而对于工业化的渴望也加深这种合作。所以从1920年代起，双方几乎是一拍即合，从工业、农业、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
奉系在军事及工业上的崛起有德国很大一部分功劳，通过一家名为礼和洋行的中间商，奉军完成了很多项历史性的突破。比如辽10式80mm、150mm大口径迫击炮就比正史提前一年，即1921年完成了研制；
通过购置精微仪测远机，东北炮兵用之代替传统的炮队镜来进行观测，掌握了图上作业的无观测试射开始效力射的射击技术，以及占领遮蔽阵地的最新炮兵技术，在当时的国内是先进的。
现在，张汉卿又通过它，来向德国购买用于制造水面舰艇的设备。
礼和洋行是汉堡轮船公司、克虎伯炼钢厂、蔡司光学器厂及美国古特立汽车轮胎等的代理商，以进口德国重型机械、精密仪器、铁路和采矿设备以及军火闻名。其中国总行在上海，在青岛、济南、天津、汉口、沈阳、南京等地都有分行。
中国客户需要购买德国的任何产品，该行均能买到，流程是：客户先交给在华账房一部分预付金；在华账房根据多家订货情况支付给洋账房银票；洋账房负责向德国企业订货，到货后清账。
基本上到后来，凡是欧洲在工业技术上的突破的项目，中国总能在第一时间里知道并设法搞到样品、概图或者成品。在中国军工崛起的道路上，它功不可没。
当然它也发了大财，这纯粹是一种交易。
1921年5月20日时，中德签署《中德协议》，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互惠的贸易条约，对张汉卿指导奉系的经济发展政策有重要影响。在这个协议中，德国对进入市场的可行性进行周密的规划，把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拓展建立在长远而大规模的投资基础上。
通过当时的德国军工联合体----德国国防军与全德工业联合会的不懈努力，变成中国振兴计划与德国经济利益紧密结合于一体。
1919～1922年，东三省最大的贸易伙伴不是近在咫尺的日本而是德国，德国的油脂工业原料几乎完全依赖东北的大豆出口。到人民党完全执政的1923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美元，而同日本的贸易额则下降为2.34亿美元。
德国工业对于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以钨为例，德国是中国钨砂的主要进口国之一，从魏玛时期起德国就已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从中国进口钨砂，在1920年代便已是中国钨最大的买主，至30年代，钨砂矿成为中德贸易中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矿数量增长了四倍多，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它商品，钨砂价格指数的上升速度也很快，十年增长了3.4倍，这是其它商品所无法相比的。这近二十年期间德国进口的中国钨砂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
请注意，钨是在军事上是制造穿|甲弹头、枪炮的发射管的必备；在民用上，金属加工领域的刀具材料高速钢就是钨合金。
一批德国政|府委派的外交官积极参与中德的各类贸易和经济合作，甚至有人数次前往华南江西、广东地区考察重要战略资源钨、镊、锡等矿产的生产，并主导了中国向德国所下的军事采购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