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则是摊平了，副刊是报社内部编，基本上已经没有独立性了，这样就造成了副刊内容的下降，无怪乎后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大陆报纸的副刊在上世纪（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没有多少出色的”，其中有“从报纸的总编辑到具体的副刊编辑本身的问题。”
本来孙伏园并不认同于一凡这样一个年轻漂亮得不像话的女孩子办报纸的构想，但当知道于一凡的身份并得到她“绝不会使报纸受到行政的干扰、绝不会干涉他的日常运作”的保证后，他即欣然应命。
报纸本来就有监督政|府的社会责任，民国起多少报纸被关停过？有于一凡这个靠山，只要她始终如一，《时代快报》就一定能够办出特色，这是报人毕生的心愿。
而创立过北京《民立报》、做过《中华新报》总编辑的张季鸾因“善尽记者天职”先后被袁世凯、段祺瑞投入过监狱。当于一凡向他提出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聘请他时，以为找到知音，一拍即合。
若他知道这只是张汉卿稍微提前一年剽窃了他自己的创举，会不会跳起来骂娘？
不过那个时候的报人，还真的是有文化人的骨气，像上海报业大王、陈布雷的前东家、《申报》总编辑及报业大王史量才就曾说过“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
这一点尤为张汉卿欣赏。文人就应该有文人的骨气，国外法制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舆论监督，而中国的力度则远远不够。
试问，在后世的中国，确实有些有良心的报社能指出社会的不公，但又有哪个报刊敢于直面国家或行政权力的错误？中国的大小报刊只会在事后作马后炮，却做不到直斥其非。
他在一次私下会晤张季鸾时这样说：“与有人格的人做朋友，是光荣的…”
有了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坐镇，软件方面基本搞定。至于硬件，更简单了：长安街上短时间内盖起一幢大楼，就是集团大厦，后来成为那个时代北京的地标之一；报业注册、刊号取得是新闻总署里指定一位处长亲自办理并把各种证件送到集团的…
众所周知，新闻总署的建制是归在文化|部下面的，文化|部与人民党宣传部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而首任文化|部长梁启超是出了名的“民权论”拥趸。他一直要“伸民权”，连他的外号都叫“自由斋主人”，可想而知对这个灌以自由的报社的态度。
当全国36个省，近300个较大城市几乎是同时传诵《时代快报》的文章时，它的影响力一下子就超过了几乎所有报刊，除了官方的《人民党报》和《新华日报》。
上到国家大事，小到民生杂事，无所不包。犀利的语言风格、独家的内幕消息、一针见血式的大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跟踪报道，使得《时代快报》很快响彻大江南北，风头无两。
小报刊比不上它的规模，大报刊没有它敢说。同样一件关于民生的不满，别家报纸报道了，官老爷们可能还推三阻四，搞不好还向报社投诉、压制；《时代快报》出面后不但要道歉，还要被追着问责、回复进展，这还怎么竞争？
短短半年时间时，《时代快报》已经正式成为新闻界的一个标杆。在国家三权分立渐进佳境时，有成为独立的第四极的趋势，于一凡为此而骄傲。
张汉卿也很欣慰，这个报纸也算是由他一手催成的。为了集权，他透过人民党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也为国家的未来定下基调。
但是按照“帕金森定律”，行政是个自我膨胀的怪物，缺乏有效约束，它会向不可抵制的方向滑去，只会越来越快，越来越严重，而其本身，又很难主动修复和作壮士断腕的决心。国会的力量是一个重要制约，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国会也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存在，难接地气。
只有报纸，才是连接千家万户喜怒哀乐的桥梁，才是普通百姓透过薄薄的一张纸看到世界看到国家的最便捷的工具。为此，他还酝酿着立一个《新闻法》，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新闻从业者的人身自由和新闻自由，让记者、编辑接近真实，传出最需要传递的东西。
有无冕之王的存在，他们能够或者敢于仗义执言，让政|府、国会倾听底层百姓的声音，了解社会的诉求，从而制定适宜的政策，才是国家之福。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给了于一凡一个交待，这个她，何尝又不是作为祖国的“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