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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十时,已经是大唐的人定时分，王宫广场的欢迎宴会才结束。萧琰率两位副使向国王王后辞别，临行时对国王说道：“明早琰可有幸,拜见大祭司长，请教修行？”
她说“请教修行”,这就不是以使臣的身份,而是以修行者的身份，洞真境宗师拜见先天宗师,这很正常。
国王微笑回答她：“大祭司长已经知道你的到来,说：盖亚节后再见。”
……盖亚节后？
萧琰有些疑惑,她并不知道大祭司长这是临时改变的主意，只是确定大祭司长一直在注视自己，既如此，为何要到大地节后再见？这其中有什么深意？
联想到这位大祭司长的身份，萧琰就觉得必须要多想,这句节后再见不可能是没有意义。心中一边忖着,一边微笑应下，“如此,琰静待节后。”
国王又说道：“使团一路辛苦,明日上午可以好好休息一下。”邀请萧琰和两位副使明日十一时于拉尼尔宫共进午餐，“只是家宴。”国王微笑说道。
萧琰和两位副使心领神会,均欣然一笑应下。
大唐使团整齐列队离开广场时,很多公民还没有离去,与王宫侍从一起将垃圾分类,整理案椅器具，清扫广场，安静又有序。
萧琰问送行的王太子：“这是交待的？”王太子说道：“这是王宫宴会，清扫是王宫侍从的职责，王宫宴事厅无权吩咐其他公民从事。留下的公民是自愿的，或是王宫附近大街的，或者明日不必早起的。《克里特法典》规定王宫广场属于体公民，所以维护广场的整洁，公民都认为是自己分内事。”
是自己的东西当然爱护。
使团官员心里想道。
但所有者多了，不是自己一家的，也未必会爱护。
帝都长安的街道也是便利长安百姓，但在上元夜这类国狂欢节之后，也未见多少百姓自动留下来清扫街道。
王宫广场跟长安街道也是一样的属于很多人，但两国百姓为何有这样的差异？难道大唐帝都的百姓还比不得一个小王国的百姓？
使团官员心里都在思量，一些聪明人已经若有所得，但跟着微微皱眉心里摇头，想来又遇到了难点。
马厩就在广场下，使团齐齐上马，随王太子为首的迎使团前往迎使会馆。一路上，都能看到离去的公民手中都提着不同漆色、形制一样的垃圾桶，经过街道垃圾箱时就按漆色置入，垃圾箱内外都很干净，垃圾桶搁放整齐，没有随手乱扔的。又看到街道上都有人在打扫，只有少数人穿着清扫工的衣服，多数都是踏歌结束的公民，见到使团行来纷纷停下，热情挥手打招呼。
使团成员都露出微笑点头回应。
有人惊讶问：“这也是自发的？”
出使过克里特的成员都习以为常的点头，“每逢节日、集会都是这样。”
众人都流露出惊讶赞叹之色，这太难得了。
克里特迎使团的官员说：克里特人从小就接受这样的公民教育，已经成为习惯了。
左副使王叔文感叹道：“正是习惯才更难得。”
当一种行为成为人的习惯，就如同唐人吃饭习惯用箸一样，不觉得这是规则，也不需要道德法律去约束，自然而然。这就是治国最高追求的“垂拱而治”了，不治而治。王叔文心里感慨，赞道：“贵国的公民教育很有成效。”
王太子回应道：“大唐的士民教育和国民教育也很不错。”
王太子说的不是客套话。
他还是王子时也和父亲一样去大唐读过书留过学，在长安的官学上了两年，私学也上了两年。官学又分甲等乙等，甲等实施“士民教育”，乙等实施“国民教育”，能考进甲等官学的都是优秀学子，而从甲等官学合格毕业的学子，无论是做官或做技术研究或做学问或做其他行业，都是这个帝国的精英阶层。按阿瑞斯托勒的理解，这就是大唐的精英教育，比国民教育这种普通教育学的内容更广、更深，当然要求也更高。
阿瑞斯托勒也曾在孔子学府和墨子学府这两座大唐有名的私学各上了一学年。大唐的私学和官学一样，最低必须实施国民教育，而有条件的私学都会申请士民教育的资格，按学生的资质分班，优秀学生施以士民教育，普通学生施以国民教育。
阿瑞斯托勒在大唐学习四年，对这个帝国的教育有相当的见解，他认为大唐的士民教育是培育帝国各行业的栋梁和引领人才；而国民教育出来的优秀学子将是这个帝国的中间力量；接受国民教育出来的普通学子则是这个帝国庞大的基层力量，他们具备基本的国民素质，从小培养对帝国的忠诚、荣耀和责任，拥有知识和改变命运的进取心，比起没有接受国民教育的民众，他们更会学习思考，更有创造力。如果有上千万这样的国民，阿瑞斯托勒认为，大唐帝国厚积薄发的爆发力必定是举世骇然的。
但他又认为，大唐帝国的国民教育和他们克里特的公民教育相比，还是差了一些，唯有针对精英的士民教育可堪相比，但克里特的公民教育是面向王国的体公民，而不是少数人的精英教育，从这方面来说，大唐的士民教育又比不上公民教育。王太子内心中对于克里特持续一千六百年的公民教育相当骄傲。
王叔文笑呵呵说道：“两国教育，各有千秋。”他心里也在比较，
王叔文曾经做过文教司的郎官，对大唐的两种教育比使团其他官员都更清楚，对比思考也更深入。他认为大唐的士民教育不需要和克里特王国的公民教育做对比，帝国的精英教育不是一个王国的民教育可比，首先培育的目的、对象就不同，没有了对比的基础，比较起来就无太大意义。
王叔文比较的，是大唐的国民教育。
大唐的国民教育也是面向大唐体国民，这和克里特的公民教育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更有比较的意义。
但大唐的体国民和所有百姓不是一回事，高宗皇帝的《国民诏》定义很清楚：
“国民，享有帝国庇护生存和发展之权利，同时承担帝国兴亡之责任……”
也即是说，国民是帝国优先保障生存和发展权利的百姓，军人、官吏、士人、学子、纳税的农工商户和其他从业者，这些都是国民。而不在帝国免税范围内又没有从事职业向帝国纳税的，就只是大唐籍百姓，而非国民。
国民享有更多的权利，相应的，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必须进行统一规范的教育，不能由民间的塾馆书院等乱教随性而教或只做“应科举”教育教出些不通世务不能干实事的书蠹。
这个“统一规范”就是礼部制定、政事堂审核颁布的《士民教育纲目》和《国民教育纲目》，所有官学私学都必须按照《纲目》规定的学级对应的科目课程进行教学，所有教材都是礼部统一编撰后由礼部、国子监、太学辖下的印书局印刷发行，确保教材的统一、准确和权威，不允许各书院各学派各经义大家教授自己诠释的教本。
这就是统一思想。
但跟大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统一思想和大汉武皇帝废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不同，《纲目》列的学科条目繁多，远不止经史子集，包含了诸子百家和理技百科，但每一本教材的内容，经史子集类的注解都必须是唯一的，《易经》只能是官方注解的易经，《论语》只能是官方注解的论语，诸如此类等等，其他注解版的经史子集都会列入“野本”，不禁私人阅读，但不允许在学堂教学，科举也不会采纳这些“野本”的注解。而不列入科举参考，就不会有学子关注，除了学者做学问对比研究外，这些注本不需几年就会消失于流通中，不论曾经多么出名，都会成为一堆故纸。
所以当年政事堂颁布《纲目》后，各家学派、各经义学家为了争夺纲目教材的编撰可谓打破了头，文史记曰“纲目争鸣”，这是第二次百家争鸣，但激烈程度、参与范围之广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百家争鸣……最终出来的教材是集百家之大成，去芜存菁，淘汰陈腐。
各学派也在这次百家争鸣中重新审视、诠释自己的经义，更多回归到经义创始人创建经义时的时代背景和当初目的，深深挖掘隐藏在文字之后的意义、内涵，更深入的“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以章句为解，结合时代的变化，大唐的国情，帝国的需要。
而经义革新又引发了大唐诸子百家对学派思想的审视，冲撞，融合，从高宗四十二年到世宗十五年，持续二十三年，以道儒法墨为首的诸子百家都有了大变化，强国富民，文明道德，繁荣安定，和谐大同，这是不同学派共同的理念。唯有教育才能传承理念和思想，诸子百家响应世宗皇帝的《兴学诏》，踊跃争先投入兴学中，或进入官学任教，或出资办学，由此带动了民间办学的热潮，各类夜塾学馆技校都兴起，国民教育面推开，这就是世宗时期的“国民教育大时代”。
王叔文对国民教育充满了感情，同样，对创建国民教育的高宗和面推行国民教育的世宗也充满了感情，他认为这是比科举更伟大的创举。没有国民教育，就没有大唐腾飞的根基，也没有他们这些众多平民子弟“鲤鱼跃龙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