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曹营入城，枣阳县的核心官吏系统几乎破坏无遗。这是掌握全县实权千载难逢的机会，赵当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明清衙门中职务，分官、僚、吏。官为正职，僚为副职，皆有正儿八经的朝廷品级，称“品官”。吏的地位则远在其二者之下，无品级、“不入流”，由官僚自己“辟召”，严格而言其实算是在衙门办事的百姓。即便吏员也有考评、升迁、罢黜制度，但涉及官僚机制、背景素质及工作性质等诸多方面，想转吏为官，难度相当大。譬如万历年费县吏员杨果受任费县知县，一时便“朝野哗然，舆论纷纷”，人皆以吏员不能担任“正印官”为由大肆抨击。
然而，有道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由朝廷统一任命的官僚虽然手握大权，可地方政务的运转实质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没有官衔的“役夫”与“胥吏”。役夫是本地按照税役法服役的差遣人员，多充更夫、捕快、狱卒等劳逸，地位犹低。胥吏好些，大多是谋不得出身的读书人，行“刀笔之能”，故又称“刀笔吏”。且若一人曾出为胥吏，则此人就会被永远剥夺进士科考核的资格，入仕为官的路算被彻底卡死了，是以又有“一日为吏终身为吏”的说法。胥吏基本雇本地有经验者充任，很多岗位缺少后继，甚至有以耄耋年仍兢兢业业者，少数重要岗位由官员随行带来的幕僚充任。枣阳县各衙门官僚死绝，无一幸免
，吏员则七七八八活下来大部分。这是一桩好处，意味着只要在几个关键点位上安上人，整个县的中枢依然可以一如既往，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
县中官僚职级虽不大，好歹都是朝廷命官，有朝纲律法为强背书，赵营摆布他们，操作空间和弹性无疑小了许多。但胥吏就大为不同了，根基浅薄，只要不闹出太大动静，赵营的势力镇在那里，威逼利诱的后顾之忧几乎可忽略不计。
枣阳县素由知县、典吏主事，说得更确切些，乃是曾为典吏的褚犀地的一言堂。这样更好办，派一个顶替褚犀地的位置，接盘过来就行了。这个人选赵当世认为没有比覃奇功更合适的了。较之起赵营中其他文武，覃奇功在忠路宣慰司时曾有过政治经历，广涉政军，可谓“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人才。遍观赵营上下，综合素质能出其右者微乎其微，把枣阳暂时交给他打理，赵当世是一百个放心。
枣阳县内要规划的事有很多，赵当世交给覃奇功的前期任务有三。一为收拢民心，安抚民众，将因曹营荼毒而引发的恐慌动荡局面稳定下来。揭露祝允成、褚犀地之流的卑劣行径，同时宣传赵营以及赵当世本人的光伟正形象。二为整顿吏治，笼统而言便是“打击异己，安插人手”。枣阳县胥吏众多，心思各异，确定愿意与赵营合作者、剔除同床异梦者是重中之重。此外，褚家一倒，大量关键岗位空缺出来，赵营中也需及时安排自己人补进去。三为重新检地，曹营带来的兵灾导致了县中包括褚家在内许多大户阖门被灭，无数膏腴良田顿成无主之地。这些地赵营当仁不让，都要接手过去。除却田地，其他鱼、矿、盐等产业也一并归算在内。
此三项任务看似简单，却为后续赵营即将着手的一系列举措打下基础，内中细节之纷杂繁复，赵当世心知肚明，不一而足。这样的重责，在赵当世看来，也只有覃奇功才有能力担负。令赵当世欣慰的是，覃奇功将他的委任一口答应下来，毫无推辞，言语之间，更颇显坚定自信。有他这份态度在，赵当世自无多虑。
第三件事，规划新一轮的军改。
历经回营、曹营两番苦战，赵营虽然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代价也不小。惠登相、景可勤、宋侯真、廉不信等军官被捕被杀，职位空留，亟需替代，兵士或伤或亡近二千，亦要补充。另有王光恩等部新附，兵马入战兵入屯田兵都得调划，更缴获马匹数千，军资无计。此类种种，均非一日能够捋清。赵当世百事缠身，决定将此番军改的工作交付侯大贵、王来兴、何可畏为主，昌则玉、穆公淳为顾问的小组主持，自己只参与一些重大决策。这是赵营成军以来他首次没有主持军改全程，但凭着以往积累下来的经验，赵当世对他们的能力与热情还是抱有相当的信心。
以上三件事做完，尚存最后一事。九月初七，天刚破晓，仅在枣阳县城住了一宿的赵当世便轻装简行，踏雾出城，驱马赶往范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