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船户离船上岸，在岸边关口的阅货厅填好船单上交后，由书吏带领船户和钎子手一同上传查验。查验无误后船户方可去银柜缴纳银钱。然后灵得船筹一只。等开关放行时在岸边收筹过关。
根据明代相关史料记载，成化16年，各钞关税收税银12万余两。嘉靖到万历初年，岁收税银23万两左右。等到万历中期。税银已经上升到33万两以上。等到天启元年则增至52万两以上。
以临清钞关为例，万历年间征收船料商税银8万余两。居全国八大钞关之守。占整体抄观课税额的1/4。可是，当年山东知府征缴的税银只有八千八百余两。仅仅是一个临清钞关的1/10。
那钞关收了这么多银子，难道说就把该收的收齐了吗？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们收的银子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因为成功征税只收商船的谁，漕船、官船还有运送贡品的贡船都是不需要收税的。
而且运河狭窄，还需要过船闸，漕船、商船和贡船都有优先通过的权利。而商船则需要排队，往往需要等待好多天。
因此，很多商户就会给漕船、官船和贡船一些钱，让其帮忙运货，这样即不用排队还省了被收税！而漕船、官船和贡船则赚取了一笔额外收入，可谓大家两便！唯一不便的就是国家少了一块税收！
不说别的，单说漕船北来时，都要私自夹带一些南方用品到北方销售赚钱，以充当沿途漕运的费用。后来大家发现有利可图的时候，夹带就就越来越多了！以至于夹带的货物比漕运的正货还要多！
到洪熙元年（1425年），明朝的最高统治者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于是下诏说“官军运粮，道远勤劳，寒暑暴露，昼夜不息，既有盘浅之贸，粮耗米折，所司又责其赔补，朕甚悯之。今后除运彼粮外，附载自己什物，毋得阻挡。”
这就等于给他们开了口子
，可以肆意的玩耍了！不过如果只是顺带带些货也就罢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国家也不会管。
可是在大明，这些行为越来越过分。有的贡品一艘船就能装运，可是非用十条船不可，多出来的船只就用来装货；有官员进京出京，定然要随船带货，这已是明规则了；可是有的官员没船怎么办？那更简单了，有的是商船欢迎官老爷来坐！
商船不仅免船费，还好吃好喝伺候着，走了还要送上一点儿盘缠！这些商人这么做，就是因为有官员在的时候，商船就是官船了，沿途的税都免了！
到后来，船上有没有官员随船都没关系了，只要买到一张官老爷的水牌，旗号就能畅通运河南北，无需交税了！所以商户们纷纷各自投靠有权有势的大小官员、太监、王爷等人，奥弄一张水牌挂在船上，可以起到免税的作用！
于是交税的商船越来越少，运河上到处都是官船了！从洪武到崇祯两百多年，大明的京畿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往来运河之上的商船增长了百倍，可是钞关收的税却只是缓缓的增长，两百多年间只增长了四五倍而已！皇帝还落了个横征暴敛的名头，却不知道，多出来的银子都被士绅们逃税后赚走了！
三只军队各有800人，他们还各自拖带了两门火炮。队伍后面还有一支小队伍紧紧跟随，不过这些人没有穿军服。他们的目的就是占领这三地的钞关，并使其为自己使用。
这天午时刚过，济宁城外的钞关就发现有一队人马正在向他们这里快速挺进，可是他们却并不以为意。毕竟战火从来没有波及过济宁城。所以等那支部队到了近前卫兵们都没有反应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