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南方，作为大汉战略所向，重点照看方向，自然也是风云起伏。自从北方大战，以大汉胜利告终，汉朝廷将目光转向南方时，仅剩的几方势力，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主要指南唐、南粤两国，尤其是南唐。
朝廷这边是越发咄咄逼人，南唐则是步步后退，虽然知晓大汉统一之志，但是朝廷意志不敢违逆，在其动兵之前不敢对抗，岁贡也不敢短缺。整个南唐，完全陷入一种待死状态，自上而下，都处在一种绝望的情绪中，因为绝望，知其必然，是以逐渐堕落、沉沦。
在汉唐之间淮南战争结束后，以韩熙载为首的江北士人集团，曾主政了一段时间，厉行改革，打击权贵、大地主、官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家财政也得到改善。
在那几年间，南唐国力虽然因尽失江北而疲弱，但整体而言，还算安定，有江南的底子，又没有断绝与江北的联系，经济也有一段繁荣期。
那段时间，在满足岁贡之余，南唐还积攒出了不少钱粮，用以发展军事，扩充武备，南唐军队战力翘楚润州军就是在那段时间被林仁肇训练出来的。黎民百姓，因之得到了好处，土地兼并得到抑制，社会矛盾得到缓解，但代价就是，上层的冲突日益尖锐，那些利益受损的权贵、官僚、地主彻底走向联合。
因而，好景不长，随着唐主李璟又逐渐耽于享乐，继嗣问题隐患重重，冯氏兄弟以及南方士族的复出启用，再加上钟谟等心向北方的官僚在串联，一系列的状况都给南唐的国势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直到李弘冀杀叔之事爆发，作为政治上的亲近者，韩熙载受到牵连，彻底失势，冯氏兄弟再度掌权，也正式宣告着南唐那脆弱的安定繁荣，宣告破灭。一切不利于贵族、官僚、地主、商贾的政策，都被废除，韩熙载的改革成果终究化为乌有。
自上而下，都回到了曾经的状态，并且因为大势的缘故，更加疯狂，更加极端。而丢了江北后，经济上使得江北、江南的互补平衡被打破，国家日益沉重的负担，也完全转嫁的普通百姓身上。就在这几年间，原本繁华富庶的江南膏腴之地，粮食、布匹仍在高产，然底层的百姓却日益困苦，民怨极大。
就李璟个人而言，改革的成效他不是没有看到，为何会改弦更张，放弃韩熙载，转而让江南士人当权。这样的选择，也不能单纯用昏昧来评价他。
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李璟也从中看到了风险，南唐的建立得益于江南、江北的士人、地主支持，而权贵更是其血肉，一直以来，都是南方士人的力量强于北方，在尽失的江北诸州的情况下，强弱形势则更加明显。当江南的官僚、勋贵、地主、商人，这多方既得利益者联合起来的时候，哪怕是是李璟，也望而生畏。
若是换了个意志坚决、手腕强硬的君主，或许能顶住这些压力，保卫改革成果，然而，李璟并不是，文弱是其标签，根本没有魄力办大事。
是以，当那股强大的保守力量掀起反击之时，李璟退缩了，选择了抛弃韩熙载，也由此开启了南唐落幕前几年的衰败与沉沦，江河日下，宗庙将覆。
也就是在这种局面下，韩熙载南渡三十余载，仕途坎坷，几度沉浮，一腔壮志，终究是无所伸展，转而纵情声色，不再过问政事。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偌大名声的那卷《韩熙载夜宴图》，也在这个时期，在顾闳中的手里绘成，提前问世。
或许是心中有愧，得知韩熙载的状况，李璟还特意赏了不少财物与他，并从唐宫挑选了几名美貌的宫娥，赐与韩府侍候韩熙载。并且，制止了江南士人对韩熙载的清算动作。如此，李璟心里大概能好受些。
不过，南唐最后的衰亡，李璟终究是看不到了，于乾祐十三年冬十一月在唐宫中病逝。于李璟而言，这或许也是种解脱，至少，亡国之君的名号不会落在他身上。
太子李从嘉，在金陵群臣的拥立下，于当年成功继位，改名李煜，这位千古词帝，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然而，于李煜而言，这显然不是件幸事，面对的是滚滚而来的历史洪流，作为一名不合格的舵手，控制着一艘漏水的破船，在动荡中艰难前行。
相较于李璟，李煜上位后的处境，要更艰难些，对朝局的掌控，也要更弱些。朝政的混乱，民生的疾苦，情势更加恶劣。不过，他也做了几件事，比如秉持恭顺中原朝廷的政策，继位之初，便遣使上表。为了满足岁贡之输入，继续对百姓课以重税，使江南之民日益怨愤。
同时，也摒弃了那些掩耳盗铃的行为，完全以中原臣属、江南国主自居，一应礼制，皆降等遵行。李煜妄图通过这样的态度与行为，赢得朝廷的欢心，以免大国之师征伐。
当然，明白人都知道，这不会起任何作用。在乾祐十四年，刘承祐三十寿诞之时，曾降制，邀请江南国主李煜进京，再度被拒绝了。
李煜的理由，是他初继位，国内尚不安宁，不便擅离，只遣使携带重礼为刘承祐贺寿。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不敢，怕被扣留，李彝殷可是前车之鉴，因而冒着触汉帝的风险，拒绝了。
于李煜，于金陵而言，是知道国之将亡，而无可奈何。然若让其主动投降献地，不到最后关头，也不会做那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