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初冬的开封，还远未到天寒地冻的时刻，但气温已然明显下降，人们身上的穿着也都明显厚实了些，弥漫在东京上空的热气与雾气也更加明显，这既是人烟之气，也是王朝的兴盛之气。
为了供应战事，对于东京的一部分手工业者而言，是个不小的商机，只要是大军用得上而又不需公坊专门生产的，兵部那边是大量采购。当然，比起当年的北伐战争，也只是小巫见大巫。
天气渐冷，城中的生活气息却愈浓，帝都之盛，已开百年之新风气。近些年，有些歌咏大汉治世、赞扬东京繁荣的文人，已经开始那如今的开封与开元年间的长安相提并论了。
对此，刘承祐也有所耳闻，这种实质上夸他治绩的舆论，在心里自是十分愉悦的。只是，刘皇帝倒也还有自知之明，作为一个才从七十年大分裂中摆脱出的帝国，距离治世还远着呢，开封固然繁荣，但不要说同开元年间的帝都相比，能赶上几分贞观年间的长安就不错了。
若是从整个帝国来看，与开元时代之间的差距则更大，那是需要足够长的时间累积，并保证一套足够合理稳定的政治管理体制向前运行，方才能够达到的，还要有个足够英明、足够胸襟的君主。
因此，治世尚未来到，又何谈盛世。
当然，刘皇帝也是用不着妄自菲薄的，就冲着他拨乱反正、削平割据、统一天下的功绩，已经是历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了。并且，他还年轻，身体也没有出现什么毛病，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治理天下，如果活得够久，再打造一个盛世，也不是没有希望。
事实上，在乾祐十五年将要结束的阶段，在战争仍在持续进行中的时候，刘皇帝已经不断地召集臣僚，为今后如何治天下，讨论政策，提出办法，可谓群策群力。
并且，有一个基本目标，看准贞观之治，一直以来，刘承祐对于贞观时代，都是十分向往与崇拜的。从宏观上而言，要治理好天下，就两点，一是严以治吏，二则宽以待民，历代治世，莫不如此，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简单了。
就治吏而言，并不单纯指反腐治贪，那只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与体制与国家管理系统的合理完善，并能保证长久的平稳运转。
在这方面，大汉的问题实则不少。当今的刘汉天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元之国，继承并沿袭了太多后晋、后唐乃至后梁的东西，冗官、冗员、冗务虽有改善，但并不彻底，官场风气确实革新了，但旧弊端犹多，整个国家的管理体系，也有许多复杂、矛盾乃至错漏之处，职权也有诸多不清晰之处，这既有前代的影响，也有刘承祐改革所造成的影响。
因此，相较于三代，大汉的政治、吏治正在逐渐完善、进步，但可改进的地方仍旧很多，整体看来，并不少复杂混乱的地方。
这段时间，刘承祐已经让薛居正，召集人手，仿照《唐六典》，把唐末三代以来的政治、官吏、职权制度，结合当下之大汉的国家典制，系统性地编纂出一份《汉会典》来，用作施政的指导性政典。
提到前宰相薛居正，此公在卸任三司使的这几年中，在刘承祐的支持下，于编书方面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也有了好几样成果。比如《三代史》的完成，重修《高祖实录》以及《唐书》，监修《国史》，近来，还在写一本名叫《乾祐十五年》的政略。
显然，在很多人看来，一旦进入乾祐十六年，大汉朝廷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局面，走向一个辉煌的时代。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至于治民，实则也只要坚持一个原则即可，那就是不要瞎折腾，尤其是那些耗费巨大民物力的事务与工程，要少做，只要给天下百姓以足够安定温和的生存环境，再加足够的时间，自然能得到迅速的恢复发展。那样，社会会进步，百姓会富足。
而就刘承祐本人而言，想要效仿贞观，抄作业的事情还是会做的，当然，也是有选择地抄，至少要符合当下的时代发展与社会诉求。
不过，在刘承祐的意识里，唐太宗最值得他学习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人。了解越多，越觉得有道理，仅仅靠皇帝一人，如何能管理偌大的帝国？还需发挥官僚臣工们的智慧与才干，让他们在自己的率领下，开创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