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说辞，并且是义正辞严，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字据、手印这些都有，还是县衙法曹的签字，这可是有效的。
何况，从字据上来看，也不是很夸张嘛，十年还不完，还二十年嘛，再还不完，还有子孙嘛。那些土地总不能白白赠予吧，都有自己的土地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做人总不能太贪婪。
当然陈县尊作为一个父母官，也有一颗“爱民之心”，出于怜悯，面对所请还是会把债主找来，判减少个三两年的利益，乡贤们当然也要给县尊面子，如此一来，上告的小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若是再纠缠下去，乡里还要不要待了？就不怕乡邻戳脊梁骨，谩骂贪得无厌、不知感恩？
也有不愿借贷的，但是，你不借，自有他人借，而拥有自己土地这样的诱惑，实在不是一般人小农能够抵挡住的，而一旦在拮据上签下自己名字，那被套牢是注定的事。
当然还有想尽办法把借贷提前还清的，不管是偷也好，抢也好，真有人做到了。然而，旧贷之后还有新贷，生产经营过程中总有各种困难，各种风险，只要有需要，那么乡贤们大方得很，也愿意伸以援手.
渐渐的，很多地主便发现，在现行政策环境下，这借贷生意可实在赚钱，既能合理合法规避土地集中带来的高额地税，在收益上也未必比把土地都集中在自家名下要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聪明人”开始把目标投向那些原本的自耕农了，有困难自是雪中送炭，没困难制造困难也要借钱、借粮给你的。
这还是收敛的，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更会想方设法把你搞得破产败家，再用一纸贷约来“拯救”，然后也不要你的土地，留着耕作生产还债。
至于逃债，且不说官府的保护，人逃得掉，地难道还逃得掉？至不济，还能把地收回来，再交给其他农民耕作。
这样一番操作，河清县土地兼并的情况是得到有效控制了，但农民们的生计，却没有根本的改善，甚至有恶化。
而通过借贷方式对普通农户的控制与剥削，也未必比基于土地的人身依附情况要轻，就这，还是乡绅贤达们向朝廷妥协、响应官府改革的结果
如此之下的河清县，可想而知是怎样一种情况。当然了，没灾没病的情况下，农民们的日子还是能继续过着走的，甚至呈现出一种稳定的气象，然而这等秩序下的小农小户们，实在处在一种无形的更加让人窒息的氛围之中。
而除此之外，陈若愚还有骚操作，比如在土地等级上大作文章，乡绅的土地记为中田、下田甚至贫田，普通小民的田，则一律为上田、中田，照此收税。
这也是税改过程中频频暴雷的状况，也是新税制下主要矛盾之一，在有些百姓开来，新税制还不如过去依人头缴纳两税。至少在富庶地区，经济发达，土地产出多，人口殷实，即便朝廷在定税额的时候有所偏向，分摊到个人，需缴的税也不算重。
除此之外，县衙还把一部分贫瘠的山地、荒滩、树林，也作为耕地分摊到农户名下，又能收一部分税。
同时，还事实地停止对治下小民的赈贷政策，毕竟有贤绅们帮助解决。但是，每年的赈贷业务依旧在“做”，在账目上做，还做得很漂亮。
至于那些用于赈贷的粮食、种子、农具等物资可以轻松地转化成财税的进账，甚至于有些操作只需在常平仓的籍册增减两笔，陈粮出库，新粮入库，动动刀笔即可。
如此种种手段，一齐施出，河清县的税收较从前，当然蹭蹭上涨，化为陈若愚在税改业务上的卓越政绩.
当了解这些真实情况后，刘旸能忍住怒气不骂娘，就已经是他涵养高了。
愤慨之余，也有一种无奈感，他自觉在税改过程中还算关注，也往往关注一些细节问题，朝廷也是谨慎行事，并在过去的多年中不断调整完善。
然而，就是这样，还能出现河清县这种情况，此地离洛阳，可就一河之隔啊！
河清如此，可想而知其他地方又会是怎样的状况，天下聪明的官僚，不只陈若愚这一个吧，他们手段，恐怕还有更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吧！难怪各地怨言那么大，骚乱那么多！
改制，改了这么多年，就改出这么个结果，对于刘旸来说，可实在太糟心了。
更糟心的还在后头，当陈若愚被带到御前，还不知悔改，还想再挣扎一二，虚言狡辩。
刘旸以河清县税改实况问陈若愚，他虽然有些慌张，但很快就调整过来，很诚恳地表示自己是完全按照朝廷指示在做，纵然有些疏漏，那也是对新政理解不到位造成的偏差与失误，对此他也认错。
刘旸提起河清县内高利私贷成风，贫民饱受压榨的情况，陈若愚更是一脸无辜，很是纳罕地表示，朝廷并不禁止私贷，贫民借债买地也是很寻常的事，乡绅们愿意把土地拿出来，总不能白给吧。
甚至于，对于那些过高利息的债务，他还进行过取缔，对恶绅进行处罚，有力地保护小民利益。尤其是那些把土地交易税全部转嫁给农民一方的地主，更是依税法严厉处置，他可都是依法照章办事，这些情况都是有据可查。
另一方面，在大量土地交易的过程中，县衙又从中收取了一笔不菲的交易税，充实财政，这非但无过，反而有功。
当然，他非完人，治政经验不足，有些贻误，对小民生计认识不清，对一些民情有失察之过，陈若愚也是认的
一番应对下来，刘旸被气得差点直接下令把陈若愚砍了。这种机巧、诡辩，陈若愚讲得头头是道，然而细思极恐，同时，从这知县这里，刘旸也了解河清县的状况为何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了。
陈若愚绝不是个庸才，冲他干的事就知道，甚至还能称之为干才，脑子太灵活了，不断地擦边，不断地出成绩。只不过，身为父母官，屁股从来没有坐到小民一边，而是积极往那些孝（乡）子（绅）贤（地）孙（主）靠拢罢了。
若天下官僚都似这般，那不只是小民的苦难，也是大汉帝国的悲哀。而问题恰恰是，刘旸根本不知各地的情况，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与河清县相比，是否还有过之。
别的不提，至少河清县这边，治安还算稳定，陈若愚局面控制得不错。而出现骚乱、民乱乃至判断的地方呢？
当然，不管陈若愚如何狡辩，一个欺君的嫌疑是逃脱不掉的。不过，经他那番说辞，刘旸一时还真收起了杀此人的心。
当夜，在县城宾馆，刘旸又与徐士廉进行了一番畅谈，他很是怅惘地表示，税改发展到如今的地步，已经到一个极其艰难的地步了。
但是，通过这些问题，他也发现了，这种种问题，很多其实可以避免。他能想到的，就是通过更全面、更频繁、更下沉的监督，不说杜绝，至少改善地方上的乱象。
刘旸很动情地说，大汉的百姓，值得朝廷更多的体恤与保护
实事求是地说，根本问题不解决，能够做的依旧只是改良，解决一些表面的东西。
然而，若是让小农小民都翻身做主了，这大汉帝国、刘家天下还要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