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初秋，西京的士民百姓们又将迎来一段欣喜宜人的日子。延康大街依旧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太和楼也依旧屹立在最显眼的街市上，遥望皇城。
楼内的格调依旧很足，宾客不是达官显贵，便是高门贵子，抑或是知名学子，它的门槛依旧是这么高，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够跨越。
比起街市上的喧嚣，楼里实在要雅静许多，悠扬的琴声悦耳动听，让在座宾客都不禁陶醉其中，而琴台上，正沉浸其中，拨弦抚琴者，乃是一名长相俊朗却头发花白、胡茬唏嘘的中年人。
当然，他还有一个更让人在意的身份，太和楼的主人，吴国公刘晖。
刘晖是实实在在地被宗正寺圈禁了一整年，即便生活待遇没有怠慢，但精神与心气上的打击却是巨大，仅仅看起形象、行为的变化就可知了，那股子沉沦的气质总能给人带来一种戚戚之感，在宗正寺的时候，刘晖又给自己取了个雅号：戚然居士。
期满释放之后，回到公府，刘晖将公府所有事务的处置权力都移交给长子刘文渝，若不是礼制所限，他甚至想把吴国公爵也提前传了。
而刘晖自己，则不再关心那些“俗务”，而是纵情声色犬马，专注于饮酒抚琴，诗词创作。曾经喧闹一时的流光园，早已落寞，于是刘晖转移阵地，到公府名下的太和楼来。
多年的发展下来，太和楼已然成为京中名流显贵汇聚之所，当然类似的场所京中还有许多，而其最特殊的一点在于，他还是供京中官僚、士子尽情论（键）道（政）之所，尺度之自由，甚至比朝堂上还高，毕竟太和楼的氛围没有那么严肃，也不用太多的顾虑。
而这一份特性，对于许多不在其位的边缘人物来说，是极具诱惑力。因为随着名声的传扬，前来太和楼观摩旁听的，还有许多真正的显贵，这是怀才不遇者，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
此时在大堂间，就有三人争辩，史馆修撰刘筠、翰林院校书郎杨亿以及弘文馆校理朱祺，三人都是明经进士出身。
在大汉，实务官自然是年纪越大越好，相比之下，研究经文学问者，却是突出一个“出名要趁早”。这三人，如今都还不满三十，却已胜过成千上万的“庸碌”之辈，可谓年轻士林中的翘楚。
尤其是杨亿，又是一个神童，七岁属文，十一岁时便在京中著《喜朝京阙》一首，流为传奇，并且杨亿还是最近十年，唯一一个未经科考，直接靠翰林院面试被赐进士出身的人，可谓破格提拔，这样的人，可见其在文才上的禀赋与成就。
刘筠则不似杨亿那般惊艳众人，明经科中第之后，也表现得不闻不火，还是在做编修期间，为李昉发掘，带入《文苑英华》的编纂团队，由此才情渐展，尤以诗词闻名。
至于朱祺，简单地讲，这是湘江学派中的后起之秀。当年世祖南巡时，曾与湘学领袖廖明永相谈，对他们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十分欣赏，于是让他推荐一些出众的士子北上，于是开启了湘学向大汉上层传播突破的道路。
任何学派、理论的传播与发展，都离不开政治大厦的支撑，湘学也是一般，而走出湖南的舒适圈后，在京畿的发展并不算顺利。
虽有世祖遗命可做背书，但世祖终究已经远去多年了，而雍熙皇帝刘旸虽然对他们事君与务实的态度比较欣赏，但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更重要的，在京畿的政治、学术派系里，湘学是极受排斥的。
但即便如此，湘学还是在数年下来有了一定的传播，在京畿也站稳了脚跟，并且由湖南官商们集资修建了一座湘江会馆，用以传播讲授湘学理念。
究其根本，还是很多文人士子发现了，湘江学派搞的那一套，即便过于逢迎谄媚皇帝与权贵，但却容易受到上面认可，对做官上是有理论帮助的。而当官，这可是几乎所有大汉读书人的信仰。
进入雍熙年来，湖南那边又组织一片士人北上，这朱祺就是第二批，并且在雍熙四年春闱之中，高中明经科第一名，也是个十分有才的人，尤其是口才，能言善辩。
而此时三名青年文坛俊秀辩论的，还是朝中老生常谈的“农官”问题，从世祖时期起，不论朝野，对于朝廷科举设立农科、农业委派农官等等举措，舆论上一直都在攻击。
显然，在很大一部分士人心中，朝廷这是在倒行逆施，此举有辱斯文，这是在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列，让腹有锦绣、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去操持研究农桑管理，实为焚琴曲煮鹤
在一些士林朴素的认知中，他们当然也认可重视农桑，但是这份重视，实在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不能付诸于实际，更别提躬身下地，沉心研究了。或许，不欺压农民，保证不误农时，按期照章收上赋税，就已经足够了。
但在大汉当前的政治趋向中，却是越发要求官员对农业生产、农业技术的学问了，从皇帝以下并诸多掌握实权的权贵们，也越发不依靠“诗书经典”治国理政了，这对于传统的儒学士们而言，是极其严重的一个问题，也一度引起了恐慌。
当然，有抱残守缺者，也有应时顺势求变者，比如湘江学派，又比如杨亿出身的闽浙流派。
就在今年夏，经皇帝刘旸提议，尚书令吕端、财政使张齐贤主持，决议同意成立农部，以总管天下农牧渔林诸事，从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农业口的权威，强化“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
当然，一个新部司的成立，也伴随着朝局的变动，以及权力的划分。关于农部的组织架构，具体细节仍旧商讨落实阶段，但可以明确的是，职权基本是从工部、户部中剥离出来，并且同户部一样暂时归属于财政司下。
可以想见，财政司的权势将进一步扩大，将成为大汉中枢实权第一的部司，不管这样的局面会维持多久，至少在这个阶段，兼任财政使的宰相张齐贤，在政事堂的话语权也将进一步提升，也意味着皇帝的权势在持续增涨。
而有心人则更加关注，一个新部门，还是一个实权大部成立，带来的职位与权力机会。
而杨亿、刘筠、朱祺三人辩论的，恰恰是农部成立背后，有关增加农科取士名额、以及增加对官员农业事务、知识考核事项的问题。
朱祺作为湘学出身，不说彻头彻尾地添朝廷政策，但总是从各方面为之解读，政治立场格外坚定。
而杨亿、刘筠二人，当然也不敢否定朝廷大政，至少在政治正确的农事态度上，还是很坚定的，他们的异议集中在农科与农官事务上。
杨、刘二人的观点很明确，朝廷重农、鼓励生产自是应该，但过于拔高农官的权力、地位，只怕会引起士林不满，也不利于朝廷的稳定与和谐，更无法倡圣人之言、行圣人之道，“泥腿子”焉能治理好国家
说到底，他们虽然愿意给农学、农民以政治地位，但却不愿意分享政治权力。
而对于杨、刘所持论点，朱祺可是看得透透，因为他本身也有类似的顾虑。但是，甭管心里怎么想，嘴上却是坚定的“实务派”，针对他们的说法，一一予以驳斥。
比如“春秋有百家争鸣，农家之言当不得圣人之言？”；
又比如“今圣人之言与古圣贤之言，孰重？；
还有，朝廷的初衷，是鼓励读书人去修农学，劝农业，护民生，而非反之，本末焉能倒置；
农事不兴，国家不固，小农至少能察天时，治田亩，而不辨五谷，只知摆弄经文、抱残守缺者，又如何能处理好政务，执行好朝廷“农业兴国”之政？
当朱祺火力全开，尤其开始搞起“人身攻击”之后，杨、刘二人当然也不甘示弱，逐一驳斥，引经据典，能言善辩，同样是他们所长，火气被勾起来之后，气氛也就热烈了。
不只围观的客人们兴致盎然，聚精会神，就连在琴台上抚琴的刘晖手上动作都快了，悠扬的曲调便急促，就仿佛在给辩论双方鼓动助威一般。
在二楼的雅阁中，还有一名特殊的看客，当朝圣人刘旸。太和楼之名，他也早有闻之，此前皇城使王约曾汇报请示，是否要警告一番，毕竟地处市井，如此纵容议政，怕有不好的影响。
然而，刘旸没有丝毫犹豫便拒绝了，理由也很简单，他行王道，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治国之道，无不可与臣民言者，他唯虑朝廷的政策方针传得不够远、不够全，何惧议论。
何况，有这么个场所也好，正好听听异见，触类旁通，兼听则明，若有英才雄见，也方便取用.
刘旸一番见解，尽显开明之主的大度，当然，这也是建立在他足够自信且能控制局面的前提下，否则哪里能那般放任。
而听皇帝直言，王约恭维之余，又提出，吴国公身为宗亲，作为太和楼的主人，是否不妥？
刘旸当然听得懂王约暗含的意思，但刘旸一不相信刘晖有什么谋逆作乱的野心与实力，二则认为，正因刘晖的身份在那里，方才提供了那么个自由论道的空间。当然了，若是换作赵王刘昉、鲁王刘暧乃至燕王刘昭，刘旸都不会看得如此之开，毕竟不一样.
正因如此，才放任至今，甚至今日，连刘旸都难耐好奇，亲自出宫来视察一番，而见识下来，感觉很满意，果是名不虚传。
当然，刘旸并不在意场中三人的争论，这些于他而言并没有太多意义，他们所说的东西，朝堂之上吵得更凶。
相比之下，刘旸更关注辩论的三人本身，不管是杨亿、刘筠还是朱祺，都是雍熙时代下的青年俊秀，也正是因为不断有这样的年轻才学之士涌现出来，大汉的文道方才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