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九年（1001年）秋，距离刘旸登基已然快十个年头了，新皇帝变成了老皇帝，大汉帝国也以一个更加安定、繁荣的治世面貌呈现于当下这个世界。
过去的两三年间，在刘旸的鞭策下，朝廷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加大对违法乱纪、窃国虐民者的打击。每年秋决，仅各级官吏，便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押到洛阳南市，被当众处刑杀头。
还是得说，论杀官效率，怎么也比不上世祖皇帝，因为他往往是一杀一大片，成群结队地杀，成百上千地杀。但在杀官频率上，刘旸却要超过他爹，他是追求法治，以法论处，判死即杀，理性杀人。
有的皇帝杀人，会导致人心离散，朝政混乱，国家衰弱；有的皇帝杀人，却让人心更齐，政治清明，国家富强。而刘旸显然是后者，因为他不乱杀人。
同时，即便在比世祖还要严苛的吏治环境下，大汉的权贵官僚们对刘旸这个皇帝，依旧是“任你虐我千百遍，我待陛下如初恋”的逢迎态度，实在是如今的大汉官场竞争太激烈了，职位早已饱和，人才也已溢出。
尤其在雍熙八年秋，刘旸开始关注体制内部冗员问题，并籍多方调查、了解、听取所得实况，对中枢部司以下道府州县乃至乡镇村里各级官吏，进行人数上的详定，这毫无疑问，在大汉官场又是一场巨大的波澜。
帝国的朝官、命官体制，已经十分完善，包括文武散官、勋阶官，都有成制，变动不大。相反，对于栖生于官制之下的“吏员”，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定位与管理条制。
一切，实则是由各地方官自行料理，他们在“吏员”的设立任用上，具备极大的自决权，甚至可以说，这是各地官僚尤其是主官最重要的一项权力之一，很多地方官的权威也来源于此。
毕竟，数倍乃至十倍于官的吏员们，才是直接负责办事、管理百姓的人，他们也是大汉帝国统治体制延伸到地方、到百姓的触角。而地方的命官们，也往往是通过控制僚吏的前途与权途，来影响治下的局势，决定属民的命运.
实事求是地讲，皇帝要对付官，很容易，一纸诏书即可，因为他们最重要的法统来自于皇命，治政的权力由朝廷赋予。
但是，要对付吏，就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了，不只是那庞大的规模，更因为那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这个群体在大汉帝国这套社会管理模式中起到的关键纽带作用。国家要安定，百姓要管理，恰恰最离不开的就是这群吏。
因此，刘旸对“汉吏”的整顿，人数上的精简，只是其一，更为重要的，还是在旧制杂条的基础，拿出了一套更为细致、标准的管理办法，简单地讲就是将庞大的汉吏群体规范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朝廷将天下吏员分为二十级吏，基本对应着从宗亲勋贵、中枢部司僚吏一直到普通村里职吏的级别，并且按级别发放年俸。
这又是雍熙朝的一项大工程，做起来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且不说在朝廷整顿下面临“失业”的广大汉吏们，就是各地主官也很抵触，因为朝廷手伸得太长，伸到他们的“碗里”，捅到他们“腚上”。
因此，这项工作的进展格外缓慢，堪比税改，乱子也不少，但是，“吏制新规”仍在磕磕碰碰、纷纷扰扰之中树立起来了。就和税改最终走向妥协，吏改也是如此，角力到一定程度，稳定与平衡依旧压倒一切，但在这个过程之中，全国各地依旧裁剪了上万冗员
树立一个新吏制，顺便缓解一下冗吏问题，最终达成共识，这也未必就不是皇帝刘旸想要达成的效果。
而随着大量职吏被清退，大汉的“人才过剩危机”也进一步加剧了，被清退的职吏们，很少有找不到出路或者活计的，能够为吏的，都是有本事的，至少也能积攒下一份家当以及相应的人脉资源。
只不过，让这些曾经在体制内部抑或边缘打拼的“干吏”们，去操持其他事业，显然也不是那么容易，至少思维很难扭转。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一波“人才外流”爆发了，大汉东南西北的封国争相发力，从国内招揽人才，给出各种诱惑条件。
对于广大吏员来说，背井离乡，到异国他乡去打拼，显然是需要克服很大心理难关的，有人不愿去闯，但也有人想要博一把。尤其是，在国内或许只是一个微末小吏，到了封国却能直接做官，这种反差比较，对于长期为吏的汉吏来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于是，在过去的两年中，诸封国从大汉延揽了一大批的人才，且不提能力高低，但都是经过大汉体制考验的吏干之才，拿出去就能“打”。
而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最大的，正是安西三国。就在雍熙七年，只花了不到半年时间，安西三国便合力攻破蒲花罗城，将称霸河中地区上百年的萨曼王朝给灭亡了。
三国在瓜分了萨曼王朝遗产之后，紧跟着便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属于汉人的统治。而这个过程，显然比打仗要更为困难。
即便营所制的侵略性与同化性够强，但想要将“汉化”推行开来，仍需大量的人才，这恰恰是三国短缺的，尤其是获得了萨曼王朝大片土地的安西、康居二国。
人才不够哪里找？大汉母国，应有尽有.而比起仍没有彻底摆脱“蛮荒夷野”印象的南边，还是诞生过璀璨文明、有过辉煌历史并与中国密切交通的中亚地区，对大汉官吏的吸引力更足些，尤其是中西部的人。
发生在雍熙7—9年的人才外流现象，与过往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便是，这一次自发选择的占比很高。
过去，有皇帝引导，或者就是朝廷下制安排，很多人实则都是被动地接受安排，内心未必都是乐意的。
而这一次，情况变化了，是从思想理念开始的变化在这份变化中，大汉上层权贵的观念也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变化，一种在历代帝国王朝从未出现过的变化。
别的且不提，至少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各封国的“妙用”，挡住外敌，拱卫中央帝国，只是最粗浅，乃至最微不足道的作用，因为一个强大的天朝，是不惧任何外来挑战的。
相比之下，世祖皇帝早年提出的那一套“泄洪理论”，到雍熙王朝的当下，却是越发凸显出来了。
叛乱的百姓，杀了有伤天和，留着仇恨深重，对外转移；犯罪而又罪不致死的官吏，对外流放；天灾之下出现的流离百姓，同样也可以向外迁徙；包括此番“吏制”改革产生的多余僚吏，仍然可以向外输出.
似乎，帝国内部出现任何的问题，都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毕竟，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人”身上，一旦解决了“人”，那么问题也就解决了。
而以各封国的承受能力，或许一百年都看不到上限，他们对汉民、对各类人才的饥渴，也是肉眼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