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沆、吕蒙正为代表的一干文臣，发起对现行举士制度的冲击，正是基于帝国在体制矛盾的背景，在众辅当国的格局下，才面前具备一个策动的条件。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即便是寒门出身的吕蒙正，也属于“权贵”，是真正实现阶层跨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思想理念与政策主张，实则就是对一大批既得利益权贵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背离自身阶级的一种行为。
也正因如此，是可以将李、吕二人与一般争权夺利的官僚大臣区别对待的，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基本秉持一颗公心为国谋事。
而在政事堂中，张齐贤是尚书令，他最大的职责是维护朝廷的稳定与维持朝政的运转，他是太宗旧臣，雍熙之政同样凝聚着他众多心血，因此张齐贤在朝堂更多致力于对太宗各项政策的延续与维护，在个人志向方面，反倒不如青壮年时期有诸多主张。
相比之下，李、吕二人算是坚定的“改革派”，也是紧密的政治同盟。因此，在吕蒙正受到攻讦的时候，李沆也是最坚定地维护他的。
同样的，“倒吕派”的力量同样强悍，宰堂上有王玄真、徐士廉，而朝堂之外，则有京畿布政使刘继昌，当然，刘继昌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自身的权位考虑，毕竟，前者正是吕蒙正压他一头，登居天官。
同时，鲁王刘暧在此事的态度上，也很暧昧，最主要原因在于，李沆与吕蒙正这二人的政治同盟，在朝中影响力实在太大了，不只是二人本身的名望，还有财政使与吏部两个实权重职的加成。
一个管钱袋子，一个管官帽子，两者还是同党，短时间已经展现出巨大威力了，若是时间久了，朝廷还不由这二人说了算？因此，必须得把“李吕同盟”给拆了，就和皇帝刘文澎的考量一般，刘暧也觉得，没有辅臣光环加身的吕蒙正，更容易对付些。
从皇帝到宗室，再到宰相重臣，己方势力一一下场，参与到“倒吕”行动中来，这样局面，即便吕蒙正再廉正，“李吕同盟”再强大，也是扛不住这等压力的。
结果，也是可以预见的，几乎从丁谓上表弹劾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不过，吕蒙正此人，在道德上是几乎找不到什么瑕疵的，个人言行也从来突出一个“正道”，满身正气，宽简至公，对容易出现问题的家人、亲戚也一向管束到位。
因此，要从吕蒙正本人身上找毛病，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必要时，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何况找几个吕蒙正的短。
而最具攻击性的，还是丁谓抓住的那个点，用人徇私，还能扩展出一个“欺君”的罪名。
关键就在于吕蒙正对当年“二十八臣”的起复任用，差不多有二十年过去了，当年遭贬的“二十八君子”，活下来的除吕蒙正外还有七人，至少都被提拔到州府级别。
而这些人，在二十年前，可是世祖皇帝钦点的罪臣，贬黜流放，吕蒙正如此做法，就是在背弃“世祖之志”，这不是欺君是什么？
当然了，这样的说法并不是那么站得住脚，罪名也加得有些牵强附会，但这些都不重要，世祖当年的意志并不重要，太宗对吕蒙正的重新提拔任用也不值得一提，关键在于，有那么多人，有一股股强大的力量要把吕蒙正打压下去。
于是，时隔二十年，一代名臣吕蒙正再度因“废黜皇城司”而倒台，倒没有一撸到底，而贬到江南太平州任知州，算是还维持了一点基本的体面。然而，以吕蒙正的年纪（年六十四），还有那不那么健康的身体，几乎宣告了他彻底的谢幕，即便还有一个知州的职位，但政治前途已然彻底凋零。
取得大胜的“倒吕派”则还不罢休，一些人又把矛头指向李沆，给他安一个“结党营私”的罪名，如此一来，事态可就在“吕蒙正案”的基础上又严重了一层。毕竟，李沆可是名正言顺，在广政殿排名前四的受太宗遗命的宰辅。
此议一出，震动自然更大，不过，当那些表露出苗头的时候，尚书令出手了，他坚决地维护李沆，或者说，他坚决地维护太宗遗命与雍熙之政。在尚书令的强力干预下，才没有把这场纷争闹大，把李沆也给装进去。
然而，倒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就是对李沆以及他为首的一派文臣势力最大的打击。
发生在平康二年冬季的这场“倒吕”风波，对大汉帝国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
从个人角度来说，首先皇帝刘文澎第一次发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皇权开始不断复苏，“蒙尘”的皇帝逐渐觉醒。毕竟，一出手就打掉了一个宰相。
同时，从刘文澎的视角来看，他似乎把宰辅们想象得太强大了，且不提他们各自之间的矛盾与龃龉。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发现了一个问题，他想撬动朝中局势，似乎只需要一道诏书即可。
纵然太宗钦定的那些辅臣不好妄动，但其他人呢？至此，皇帝刘文澎才真正开始意识到，皇帝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帝国体制赋予他的权力究竟为何物.
于王玄真与徐士廉而言，则是保住了皇城司，维护了成制，守卫了皇权。
京畿布政使刘继昌，则终于登堂拜相，晋位吏部天官，这一回，则没有人成为他的阻碍。
还有知制诰丁谓，由此外放开封府，成为东京判官，掌握近两百万人口京府的司法大权。
当然，对丁谓而言，最大的意义在于上达天听，同时又一次见识了殿堂之高的激烈斗争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对于后期只能谨小慎微地坐看大佬们斗法的丁谓而言，在认识到自己卑微的同时，也对更高的权势充满了无限向往
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倒吕”风波，此事对大汉持续了差不多两年的辅政格局，造成了剧烈冲击，原本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流逝，伴着人心的不满，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
同时，帝国上层之间政治理念与权力之间的斗争，也越发趋于复杂化与激烈化。
就在平康二年腊月十四，都察使王玄真便被排挤出宰堂了，动手的是李沆，促成的是尚书令张齐贤，以漠北不宁为由（乃蛮部与漠北契丹冲突愈剧，攻伐频繁），需重臣前往山阳坐镇调控。
王玄真被安排了一个山阳巡抚使兼漠北安抚使的职位，至少在地方，实权还是很重的。
但同时，王玄真去朝，也意味着又名钦命辅臣的非正常离开，这是政局变化最显著的体现。
紧随其后的，便是各方势力下场，对都察使这个重职的争抢。整个雍熙时代，都是帝国监察系统大扩张的时代，到雍熙末年时期，已经是政务部司中仅次于吏部、财政司的衙门了。
而为了这个职位，各方势力争得是头破血流，甚至发展到鲁王刘暧、尚书令张齐贤联合都压制不住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