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朝廷若是同漠北契丹联合起来，刘金就不得不当心些了，汉金之间不那么熟悉，但契丹与金国之间打了那么多年，交锋无数，可是知根知底，这就不得不防了
就这样，一场战争消弭了，大汉边陲再度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与平静，汉、金、契丹继续过以往的日子。然而，有些事情是不可逃避的，至少山阳西北部倒下的数百军民，流淌的鲜血，深刻地诉说着与过往的不同。
这已经是金国两年之间第二次对大汉采取退缩与妥协的态度，上一次就是康宗十万大军塞上行时，与契丹的和议。
但对金国来说，发生在端拱元年秋冬的这场风波，意义重大，教训重大。最大的意义就是，让金王刘金对未来的战略更加清晰了，对金国的经营也更加冷静与理智。
首先，刘金明确了一点，乃蛮金国若想成事，首先就要消灭契丹，统一漠北，然后整合草原，再其后方可南下与大汉争锋。这是高原之上诸多强大豪杰、部族崛起，成就大业的成功路线，上一个就是契丹的开国之祖耶律阿保机。
其次，在第一点的基础上，还需要尽量维持与中原帝国的友好，要加强通商往来，从大汉获取草原稀缺的物资，在帝国保持强盛之时，袭扰犯边，实在不可取，收益太小，风险太大。
当然，帝国当下的情况来看，想要实现统一漠北的战略，只怕也会面临阻碍，大汉换了個皇帝，似乎整个帝国的气质都跟着改变了。那是一种莫名其妙，但确实有之的变化，刘金雄居漠北，南望帝国，即便隔得甚远，也能感受到。
于中央帝国而言，消弭了一场明显耗费巨大且不太必要的战争，自然是一件好事，不少此前对征讨乃蛮存有异议甚至明确表示反对的朝臣，都不胜欣喜。
同时，围绕着此事，新一轮的政斗又展开了，这一回牵头的，乃是徐士廉，他痛批“乃蛮之征”的决策，为莽撞不智、疲军费粮、劳民伤财、虚耗国力的行为，目标直指策动此事的尚书令向德明。
虽然战争消弭于未发之际，但前期的准备可都是来真的，调动的兵马可以回到驻地，征召的民力方归乡里，未发的被服也可以重归仓库，然已行之粮草，举动之间的钱粮资源损耗，却是基本浪费掉了，五万军队的后勤准备可是极其庞大的，也意味着其中的浪费有多严重。
因此，徐士廉的攻讦，并非无的放矢，就事件本身而言，都是言之有物，直指要害。而朝中附议徐士廉的人，也不在少数，就比如左都御史鲁宗道，也上表刘文济，斥为举措失当、有伤军国、靡耗民力。
与此前不同，这一回的风波，向德明是从容度过，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且不提徐士廉为何对在此事上发起对向德明的声讨，但他与那干朝臣、清流的攻讦意见，却惹怒了在朝中很少说话，但每一句话都不容忽视的群体：枢密系统，或者说实权军功集团。
对他们而言，他们可以不管行政系统内的斗争，但你不能把斗争波及到军队。而徐士廉等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他们的条陈中，很多内容都引起军队系统的极大不适。
此番征发未果，的确损耗不小，但若没有这些损耗，乃蛮金国岂能伏首服软，其猖獗之势岂能收敛？同时，依那群清流所言，那军队的正常调动轮戍、演习训练，算不算劳民伤财？朝廷养着那么多兵马，打造更新那么多军械舰船，算不算虚耗国力？
于军队来说，“马放南山”是最讨厌的事情了，在这方面，也格外敏感。而即便只谈决策之事，征讨金国也是尚书令与枢密院共同做出的决议，军争之事，他们这些将门世家、行伍出身，还不如一干文臣明白？
被激怒的军队系统是可怕的，其报复也来的迅疾，手段更是直接。驸马、乐平公、枢密使李继隆直接拖着病体找皇帝刘文济，态度决绝，语气严厉，向皇帝表明对徐士廉等人的不满。
并且上了一道劾章，说徐士廉等人不通军务却妄谈军机，其言行包藏祸心，藐视将士之功苦劳，为免寒军队之心，请皇帝严惩，还将士一个公道。
顺带着，李继隆还提起一桩往事，言三十多年前榆林之乱时，徐士廉作为一名戴罪士子，也曾于丰州与守军浴血奋战、力却贼寇、保境安民，籍此得幸于太宗，一路提拔，平步青云，累进宰相。
那些清流也就罢了，徐士廉曾久经边陲之苦，对将士之苦，戍边之劳，当有深切之体会，当有怜恤之心才是，然今日却以偏概全，大肆指责，必有不可告人之私心。
李继隆一番话，几乎是赤裸裸地指责徐士廉假“未竟之征伐”，行党争之事，居心叵测，其心可诛.
刘文济当然知道徐士廉此举，含有一定私心以及明显的政治意图，但也不至李继隆说的这般严重。不过，面对李继隆那怒气腾腾的模样，还是得善言劝慰，加以安抚，并表示会给枢密院与军队一个说法。
事实上，皇帝刘文济心里，对徐士廉、鲁宗道的一些说法与立场，也是不大认同的。刘文济打小从世祖皇帝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一点关于政策的认识极为深刻，那就是凡是皆有利弊，当扬长避短，绝不能以偏概全。
倘若什么政策、决策都只盯着弊的一端，那就不要做事了，不做才能不错。同时，对鲁宗道刘文济也有些意见了，他承认此人的正直、忠贞，但是这不是他任意攻讦的本钱，大汉的皇帝叫刘文济，掌握朝廷大权的是权贵们，不是所有事都得依着区区一个左都御史的认识来，拂其意，逆其愿，就要上表弹劾，都察院也不是你鲁宗道开的.
不出意外的，“说法”来了！
端拱二年春，在参加完人生最后一次乾元御宴后，刑部尚书、宰臣徐士廉遭贬，坐言行无状、狂悖失察，贬至岳州当知州。岳州作为湖北道三大州之一，气候适宜、鱼米丰足、经济发达，乃是刘文济给徐士廉选的养老地。
结果天不遂人愿，或许是徐士廉忧思过度，又或者晚年失意本就难捱，还没有到岳州，徐士廉在渡长江时，见江水滔滔，奔流东去，于船上吟诗一首，当夜与江陵驿馆郁郁而终，享年六十七。
得到江陵府的汇报，皇帝刘文济也不禁唏嘘，感慨不已。作为太宗皇帝身边的心腹之臣，刘文济对徐士廉实则是很熟悉的，也佩服其坚忍，只不过，此人太过眷恋以往，难为己用.
与徐士廉一同遭贬的大臣还有一些，官职、名气最大的，就是鲁宗道了，迁泉州知府，据传那里吏治腐败，正好让鲁宗道这股清流去涤化一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