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济世端起放在一张白木桌上的茶盏，品了一口好像用树叶泡的绿茶，思索着对恩格斯道：“弗里德里希，这个朝鲜人说得不错……士绅其实就最低级的封建主或是编制外的官僚，没有他们的帮助，依靠少量官员是根本没有办法治理如此众多的百姓。现在朝鲜的官民比例，包括士兵在内，不过是1：70，其实也算不得高。在日本，为了治理2700万人口，可有45万领俸禄的武士，还有数量更多的不领俸禄的武士，官民之比高达1：50。而在大明，因为汉地的一部分士绅仍然在维持地方，所以才能用三十多万个官，治理四万万几千万之人民。”
现在的大明、日本、朝鲜，大概是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大明其实还是官绅共治，只是官的比例在逐渐提高，而绅则在渐渐淡出……由于朱济世只是部分剥夺了绅的政治特权，而没有剥夺他们的土地，并且实行本地人做本地官，使得那些做了官的士绅可以非常有效的治理地方。
日本所采取的则是典型的封建制，封建主多得要死，狼多羊少，下面的羊苦得不行，但是却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所以日本的乱子大多是武士之间的斗争，老百姓总是被牢牢压制的。
现在的朝鲜，朱济世利用大明帝国的强权和朝鲜连年的动乱，一举将原有的士绅阶级扫荡一空，不仅取消特权而且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使得他们彻底失去了控制地方的力量。于是，所有的责任就一下子全都落到了朱氏朝鲜当局的身上。
而用十三四万官（士兵、差役）对不到千万人口的朝鲜而言，当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了。现在朝鲜农民大约40的收获，都要用来缴纳各种各样的赋税和摊派，日子虽然比过去李朝时候要好，但还是紧巴巴的。
“怪不得太平天国和李闯政权都没有办法建立起真正巩固的根据地，原来是官员数量不足造成的！”
朱济世看了看这个收了皇室财团300块钱贿赂的朝鲜四品贪官一眼，心想，“还好自己没有头脑发热去学后世的那位伟大领袖搞土地革命……这土地革命，根本就不是自己这种水平的造反派能够玩得了的！一个土地革命，意味着要用至少占人口比例1的干部去取代原先占人口10左右的地主富农。这个数字在中国，就是起码450万干部！！！就算每个干部平均一年只要开销100元，也要花掉45个亿！现在大明朝廷中央加地方，一年都未必有3个亿的财入。而且450万干部又要如何培养？如何产生？想想都是一件让人头疼异常的事情。
看来自己在朝鲜搞得这次‘土地改革’实验之所以能成功，完全是因为朝鲜人对中国这个压在他们头上几千年的庞然大物心存畏惧，不敢反抗。以后再别的国家，可千万不能再怎么搞了。”
恩格斯这时则掏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在上面记录着什么，似乎是在白龙岛一游的心得体会。很显然，到朝鲜的第一天，就让他发现了一个过去有些忽视的问题官僚机构有可能替代地主和资本家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者。在朱氏朝鲜，这样的情况已经很明显的出现了。原来朝鲜两班地主从农民那里收取50到60的收获作为田租，而现在朝鲜官府从农民那里收取40的收获作为税赋和摊派。虽然负担较之前为轻，但是其中到底存在不存在剥削呢？朝鲜的十几万官员他们的所得和付出是否对等？收取40的收获作为税赋和摊派的标准又是谁定的？这个数字在未来会不会增加到50、60甚至是70？
半封建的朱氏朝鲜的官僚机构一旦完全掌握了朝鲜的基层，会不会成为比原先的两班地主更可怕的剥削者？毕竟两班地主在一定程度上占有着农民的人身，总要顾及一下佃户的死活。而官僚只是替朱氏王朝工作，他们本身并不占有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点像大明和欧洲的资本家工人（雇农）的死活和他们是没有太多关系的……
看来朝鲜的土改政策，还是有很大缺陷的，毕竟朱氏朝鲜是一个王朝而不是人民国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