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京城就不同了，这种大院和圈子，由来已久。不往前追溯，仅追溯到大清——四九城内被八旗贵族及其仆役和兵营占领的时期，八旗的人们就各各构建其大院了（有旧院改建，有新建等等）。内城原住民一律被赶走去了外城。当然这些人也只好另营建其“大院”或“小院”（当时的京城有房就有院，尽管只屁股蛋大小。无非是大的气派些，小的寒酸些、简陋些）喽。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那个大辫子政权完蛋，旗人都“收缩了去”、消融了去，连姓氏都改成了汉姓，其原大院也几乎全部一一易主。
但那种文化，并没有消失，在不知不觉中，还是传承了下来。
到了新世纪，这种大院文化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修整和进步，并在些基础之年，形成了圈子。
之所以说，圈子是一种进步，关键的是，圈子与大院比起来，内涵更加的细化了。
比如说，同了个大院里的，可以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圈子。而圈子里的成员，比大院里的成员，更加的紧密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大院和圈子，在老百姓心中地位越来越高。
原因就是，这些大院，越来越警卫森严，充满神秘感和权威感。
之所以会这样，这是因为，京城成为政治中心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人数庞大足可以和当时京城人口旗鼓相当的各路人员进京，这里面既有军人、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的职工，也有技术工人、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和教育工作者。
这些进入京城的人们，并没有和本地人混居，而是大部分住进了由政府规划兴建的各种机关军队和国家部委事业单位的大院中。
这样的大院数量众多，绝大部分分散在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往往集办公、行政、教育甚至起居住宿为一体，形成了五脏俱全功能兼备无须与外界过多交流的“独之立的社会”。
从而这些大院，就像小小的独立王国，独之立于社会，有着自己的秩序。
京城的老百姓，也心甘情愿地觉得这些大院里的人们，应有些特权。
这就是被后来大家所熟知的京城的“大院文化”的诞生地。
而在其中，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进京城的各色人等们，都各操着自家的方言互相交流，而他们的子弟则在父母的方言和京城土话之中形成了带有深厚色彩的新京城语言模式，甚至连说话的腔调和口音也有了变化，产生了吐字清脆悦耳腔调抑扬顿挫语速流畅利落的“大院口音”，它构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京城话的基础体系。
在京城的大院中之所以可以诞生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文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子弟们衣食无忧并在社会阶层心理上高人一等的心态，同时由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某些文化上的特权，在“信息封锁”的年代，他们相比起普通老百姓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来自国外新奇而又具有相当反叛性的文化信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