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文官考试的结果虽然尘埃落定，但考试所带来的影响却才刚刚开始。
在文官考试中有一份答卷明确指出：在帝国已设立责任内阁和完成第二轮官制改革后，中枢体制已足见完备，虽称不上完美，仍有细调的必要，但毕竟已进步了不少，接下来的重任，该是由上而下、由内而外逐步推广，否则“即便中枢章程已定，地方若不妥为衔接，轻则事体不顺、办差不力，
诿扯皮，致伤国计。”
这番话却是说到了点子上，倘若机构改革只有朝廷一家热衷，地方各省依旧维持现状，那么政令不出京师、大政决于地方的可笑情形依然很难避免。除了这一点外，在林广宇眼中，地方官制地弊端还在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层级过多，信号失真。自朝廷以下，有省、道、府、厅、州、县各级，垂直性过于强烈，条块分割过于明显，每一级在向下传递信号时都会加上本级的地方特色，结果一样好端端的政策到了县里恐怕已走形地不成人样，比如某县摊派一笔5两银子的费用，经过各层层层周转，利用火耗等各种文章，真正到了朝廷手中可能不到3两。如果非要凑齐5两不可，那么实际上该县所要征收地费用当在8两以上，大大加重了民众负担。另外，这种层级过多的危害还在于权力地失衡。遇有好处，各级层层伸手，处处加码，遇有害处，各级纷纷摇头，向下推诿。
一个是平级太少，过于集中。以某县为例，知县大人既是一县之长，同时还要兼任警察局长、财政局长、教育局长等多种身份、多重维度的角色。在封建时代因为事体不多还可以勉强应付，但在洋务开始尤其是新政相关机构设立后，知县一人根本忙不过来，他要么虚应差事，要么委托给师爷经办，种种不如意跃然纸上。造成这种原因的主要就是清代官职内重外轻的缘故，自督抚衙门以下不设属官，各省各级地方政府机构编制数量甚少。迫使当权者只能做出两个选择，要么是虚与委蛇、得过且过，要么是由主官个人自辟幕府，聘请幕友担任差事。前者不利于行政的开展，后者使职官在貌似精简的背后存在庞大的隐形队伍，而且还往往使得主官面临经济压力——所有幕僚都是需要主官掏钱支付月俸的。主官愈老实、愈清廉，他所遇到的经济压力也便愈大。林广宇深知局处所和衙署科房的无节制膨胀和幕僚的隐形职官化，使得权力体系蕴藏着结构性矛盾。
在养心殿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与会的唐绍仪、徐世昌等人一致同意开展第三次官制改革的思路，但对于具体如何去做，众人的意见却不统一。
唐绍仪主张先立后破，大破大立。即主张由朝廷讨论决定一套地方机构新体系，然后以此下发，各地行政体系一律废止，所有人员一律停止职务，然后按照类似于文官考试的要求进行优化重组。
—
徐世昌毕竟慎重些，主张先破后立，小破小立，主张在各级设立辅助决策机构，然后将原本层级过多中的人员陆续然后根据秉性与能力进行调离，充实这些辅助决策机构。等到旧有层级的人员调整得差不多后再撤销该层级。这一做法虽然稳妥，但却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到底怎么办呢？林广宇有些头痛，在心里上他是认同于唐绍仪的观念的，要有大破大立的思想；但在理性上他又觉得徐世昌的话语很有借鉴意义，真要把这些地方官员的饭碗砸了，将来足可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夹在中间的戴鸿慈等人便有些为难了，在林广宇的一再催促下，他吞吞吐吐地说了自己的意见：“臣意兼收并蓄，并妥善挑一省份试验，倘若果有成效，将来再向全国推广不迟。”
自从要将直隶建设为模范省的倡议出台后，直隶一直犹如担当试验的小白鼠一般，进行了好几项的试验，取得的成绩亦非常为人称道。是故林广宇一问起来，众人便纷纷提议直隶。
方案是定下来了，可从哪里着手呢？君臣间亦陷入了迷糊——这可不是随意诌一个便可应付的。
良久，唐绍仪抬起眼来，说道：“臣有个突破口。”
“什么，快说。”
唐绍仪报出整串的名词，林广宇微微点头，便核准了。
第三次官制改革果然已经迫在眉睫。
ps：本来觉得小说太过严肃，想增添点趣事让诸位开怀一笑，结果书评区居然炒成这样，罪过罪过，今后将继续书写严肃。第三次机遇第三卷第三十二章官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