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复江南后，形势虽然对赵昺有利，但是他也明白在政治上自己继承皇位是得予流亡政府的拥戴，而非是正统的皇位传承，且德祐帝依然活着，所以在有些人的眼中，他的皇位是有瑕疵的。财政上税源随着人口和地盘的扩大，定然会得到缓解，但是在经过蒙元残酷的盘剥后也需要休养生息，因而也并不乐观，更严重的是土地高度的集中化。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个局面直到现代社会才有所改变，而农业社会财政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和人。如此耕者有其田则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也是历朝开国者用来收买人心的口号，赵昺占领江南后自然也希望能够借此获得江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并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可他发现这却不容易。
首先，由于自靖康之变后，大量北方军民因战乱逃亡到江南，许多北方的贵族世家也跑到南方来购买和霸占土地，土地更加成为稀缺资源。这造成了人多地少的现状，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其次是蒙元侵占江南后，权贵们大量掠夺土地，再加上宋朝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导致田地集中到官僚世家的手中，难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
蒙元占领江南后，只是将此作为自己的钱包和粮仓，并没有实施有效的土地再分配，也就难以改变土地占有结构。而宋朝当时实施优待士人的政策，官员不仅可以比普通人多占几十倍的土地，他们的土地还都是免税的，同时包括他们的亲属，甚至还可以庇护一定数量的佃客和衣食客。
因此许多自耕农为了逃避朝廷的税赋，便将自己的土地挂名在官员名下，甚至将自己的土地白送，充当佃户，进而形成了大量的逃户。如此导致大量的佃户就从依附于国家变成了依附于官僚和世族，他们在国家的户籍上没有登记，也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向他们依附的世族缴纳粮食。
官僚世族阶层的人数是有限的，但他们却可以拥有众多的“客户”阶层。当“客户”阶层人数一多，纳税的人就会大幅度减少。当佃客越来越多时，政府的税收和兵源就都受到了影响。剩下的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整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
赵昺占领江南后，首先做的就是清查土地和人口，来作为课税的依据。而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么早清查户籍和土地不妥，因为当年秦朝正是因为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防范百姓，征收严苛的税，所以百姓才抛弃了他们。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严密的户籍网络，也不要干扰人民的生活，让他们安乐。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政府才会富足，否则，登记户籍和土地也没有用。
赵昺知道这些人的意图是想保留自己的特权，并恢复失去的土地权属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利用士人集团来统制整个国家。但他却不是这么想的，皇族在蒙元的镇压下已经是所存无几，导致自己在江南的根基不深，且他不想被士人集团挟制，重新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中，那就必须打破固化的国家结构。
因此在制定财政制度时，赵昺借口由于江南战乱，土地多次易主，已经难以恢复前朝的土地权属关系。因而在朝廷重建制度的时候，趁机将权力收紧，而他也算是以武力打天下的，决定了行政效率要高，趁清除蒙元势力和汉奸的机会，弹压了诸多地方豪族及世家，没收了大量的土地，为朝廷统一规划土地进行分配打下了基础
为了能够顺利清查人口和土地，赵昺打破了千百年间以丁授田的惯例，实施按口授田和官民一体纳税的方式分配土地，从而使诸多逃户重新入籍，并脱离官员和世家的控制，重建社会体系。其实这种办法类似于朝三暮四的故事，将女子纳入土地分配的范围，并取消了丁税，看似增加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其实却也增加了税源。
为了稳定人心，让民修养生息，赵昺又实施了轻税薄赋的政策，使得朝廷的财政收入减少。因而有朝臣提出利用公田实施军屯，从而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但是他知道军队参与经营必然会产生，导致战斗力的下降。且军屯在和平时期总是表现得效率低下，这种带着国有企业成分的屯田制度由于无法激励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成为产量的拖累，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且一旦军事目的达到，屯田要么改为私田，要么逐渐被废弃。
为了解决军粮和地方财政开支，赵昺的主意就是将没收的土地变成公田，并招募大量流民耕种土地，实施民屯。按照政策，屯户可以长期租赁公田，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朝廷六四开；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就要与朝廷五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