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虽说是习惯，可听起来终究还是不舒服。
聂政来到沛邑后，也算是见识了不少个各地“江湖”上闻名的人物，这些助义而来的游侠儿，很多人对于墨家的批评一笑而过，或者是心中腹诽。
这些人之所以不加入墨家，也在于这样的原因，对于墨家“同义”的想法，并不是很赞同。
正所谓十人十义，百人百义，你墨家凭什么要天下人“同义”？你说平等，天下人就得都觉得平等才对？你说要为利天下才是第一等之义，其余义举都低于此，凭什么对？你说若以救万民利万民，才算是君子之勇、勇之极点，凭什么就得由你来评价这个极？
再者，墨家规矩之严，实在是旷古含有，之前墨家也是“守纪律而行利天下之义、死不旋踵”，可是终究还没有这么严苛。
自从当年商丘墨家大聚之后，墨家的规矩越来越严，如今战场上已经能够看出端倪。
当真是令行禁止，鼓声响动，不准追击，这些义师竟然眼看着越人败退而不追。
而且阵型严密，数百上千人行动如一，不免让这些游侠儿心有不甘，谁人愿意做这样行动如一的人呢？
除了聂政这样的因为墨家的朋友之义或者人情而来的，这七百人中也有不少三晋来的“细作”。
很容易混进来，墨家在大城巨邑宣读此战之意，希望天下朋友来帮忙，而一些和墨家有旧的贵族也可以派几个自己的死士宾客门客去帮忙，最起码的态度还是要有的，最起码的情面还是要给的。
这些人中，便有三晋派来的探子，他们受命来看看墨家弄出的这些火器到底该怎么用？
商丘之战只是天下震动，但作战模式还在天下贵族君王所能理解的范畴之内。靠着楚人扎营，疲惫楚人，麻痹楚人，出城夜袭，一举俘获楚王。
牛阑邑之战，便有些不同。墨家刊行的那册关于理性与天志与几何学和战争胜负关系的小册子，君王贵族们已经看不太懂了。而且在魏人看来，墨家那一战也确实有吹嘘的成分，要不是驷子阳背盟偷袭韩国都城、要不是韩侯和赵侯同年而薨，也未必就不能攻下牛阑邑。
可等到去岁滕地一战之后，各国君王真正看不明白了。他们想不通墨家是如何做到不死一人，三日破城的。
而随着火炮、火器开始流传，这些东西会不会对战争模式带来巨大的改变？
有志于争霸天下的君王们在思考，吴起这样的知兵之人也在思索。
墨家的义师，与别处不同，想要看看火器与马镫到底如何作战，这一次和越国的战争就是一个绝佳的观察机会。
这些带着各种目的的人来到了沛邑，再利用这次绝佳的机会上了战场，观察着这一切。
实际上从之前适带人在泗水小国武装游行的时候，这些人就感觉到了这天下战争的局面要出现变化。
围城，似乎在火药出现之后变得没有意义，至少现在的城邑城防体系在火药和那种坑道接近攻城法的压迫之下不再有意义。
野战的意义变得更大，城防体系也必须依照墨家的那本关于几何学和战争的小册子进行改变，甚至于大炮已经成为守城的必备之物。
墨家之前已经通过守城能力，让各国君王不得不重视墨家的意见，或者说墨家已经有参与各国会盟的实力。
而现在对越一战，则是墨家野战能力的体现，而且这一次是越王翳亲率近五万大军进行决战。
虽说此时动辄说举十万之兵，但真正的野战精锐也就不过几万，越国也算是瘦死的骆驼，总不是宋国这样的千乘之国。
若是这一战大获全胜，看上去只不过是战胜了五万越人，但对于天下各国而言，这样一支讲求“非攻”的义师，就不是可以招惹的了。
是否能够打得过，尚在其次，而在于螳螂若捕蝉，可能黄雀会在后。
为士者，无需谋一国，这些在这里观察义师与越人战斗的死士门客，所需要评判的，不是墨家会对天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只是义师战斗的风格。
他们所能看到的，也不是全局，而只是中军的战斗。
评价起来，无非就是那么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