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张良低语。
嵇恒平静道：“叔向跟子产的争锋，其实拉开了天下当行德治、还是法治的争论序幕。”
“而叔向当时的反驳观点可谓是雄辩。”
“当时叔向跟子产都为天下有名的贤大大夫，私交不错，因而在子产铸刑书后，叔向立即派人给子产送了一封信，以表达自己的强烈抗议。”
“这封信最终被记下了。”
“信中叔向说：我本来对你寄予厚望，但你却让我非常失望。古时的圣王，都不公布法律，而是一事一议，由贵族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法律适用，就是因为害怕民众有争辩之心。”
“即便如此，圣王依旧担心驾驭不了民众，又以义、礼、信、仁等来约束他们，设置高官厚禄劝诱他们服从，用严酷的刑罚来震慑他们。”
“就此依旧是不够的。”
“还必须要有圣明贤哲的君主、明察秋毫的官吏、忠厚诚信的长者、慈祥智慧的夫子，这样民众才能听从驱使而不生祸乱。”
“民众知道了法律的内容，就不再害怕我们这些贵族和管理者了，开始心存侥幸不服从管理，并会引证法律和我们争辩，这种情况是万万要不得的。”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三部法律，都是乱世的产物啊。”
“现在你作为郑国的宰相，改革土地赋税，制定了三部法律并把它们铸在大鼎之上公布，想以此使民众顺服，不是在痴人说梦吗？”
“《诗经》中说，文王以德使四方万邦臣服，哪里提到了什么法律啊？”
“民众一旦知道了争辩的依据，就会抛弃礼仪而引证法律，即使是一些蝇头小利、细枝末节，也会争执不休。于是乎，混乱开始滋生，贿赂开始盛行，在伱的治理之下，郑国必将败亡。”
嵇恒将叔向信的内容大概说了一下。
张良若有所思。
从这封叔向写给子产的书信中，他大概听出了三层意思。
一是法律不是好东西，都是乱世的产物，好的社会应该高举道义的大旗来治理。
二是公布法律损害了贵族的统治特权，贵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根据所谓的道德来判案，不能再一事一议，而是要遵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
三是增加了官吏难度，民众会因此抛弃礼仪，而引证法律，引用法律据理力争，甚至会钻法律的空子。
因而叔向认为子产铸刑书是取闹之道。
随即。
张良也反应过来。
嵇恒之所以讲出‘子产铸刑书’，实则是在借此隐喻当下。
叔向洋洋洒洒一番雄辩，实则都是在为贵族争辩，而历史的事实，并没有如叔向所愿，随着子产铸刑书的开始，越来越多诸侯，也开始将自家的法典公开，甚至就连叔向所在的晋国，在子产铸刑书二三十年后，也铸了刑鼎，可谓将叔向的脸狠狠的拍打了。
子产铸刑书是大势所趋，而在嵇恒眼中，秦之改革也是大势所趋。
嵇恒面无表情道：“在子产执政后一年，即刚开始在郑国变法时，天下受到的阻力很大，社会上流传着一首歌，似乎是‘硬逼我把好衣服收藏在家，硬把我的田地左编右查，谁要去杀子产啊，我一定参加！’”
“而当子产执政三年后，这首歌就变了。”
“变成了‘我家有子弟，子产来教育开导；我家有田地，子产使产量提高。要是子产去世了，谁能像他一样好？’”
“子产执政共21年，郑国大治，国势由弱变强。”
“国人称颂，诸侯宾服。”
“而今的秦，就跟初变法的郑国一样，在天下饱受争议跟诟病，也不为万民认可，但谁又敢料定，数年之后，天下不会为秦称道？不会为此振奋欣喜？”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逆之者亡！”
“在尔等眼中，秦是逆势，然在我眼中，秦才是顺势。”
“尔等就跟叔向一般，是在逆势而为，最终在天下大势面前，张良，你最终还是重回正道的，也最终会选择顺势而为，只不过要等到你彻底清醒之后。”
同时，嵇恒在心中暗道：“这同样是你在历史中做出的选择。”
只不过现在的张良明显还不会就此转向。
嵇恒继续道：“就实而言，叔向之所以这么抵制，其实也是为维护自身阶层。”
“郑国乃四战之地，这同时也意味着，郑国是商贸往来很频繁的地方，这也造就了郑国的商业很发达，在这样一个国度中，自然造就了一个新的阶层兴起，这个阶层可以称之为豪强，也可称之为地主，其他势力的崛起，自然会削弱原本宗法贵族的气势。”
“不过贵族掌有刑法的随意裁量权，因而可以肆意打压压榨商贾跟新兴的土地所有者。”
“但如此一来，商业农业都会受到影响，国家税租也会大幅减少。”
“因而继续施行秘密法，实则是损国而利贵族。”
“对国家很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