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靠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高正新已经连续看了几个小时的电视。过去他一般只看新闻节目和财经节目，偶尔看一下科教节目。自从退休后，他迷上了电视剧。一部电视剧几十集，再多的时间也可以打发了。
高正新的嗜好并不少，抽烟喝酒喝茶样样都来，唯独就是不打牌。别人从早到晚可以在麻将桌上不下来，他不行，整天坐着不动就腰酸背痛。一起退下来的人，有的发挥余热去了朋友的企业。开始他也有些动心，后来看情况不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市规划局的老罗——罗国华，和他一批退下来的。退下来后就被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请去做了顾问。梁老板是老罗的朋友，过去有求于他，他也给他帮了不少忙，本来以为可以上个神仙班，拿点补差，混个日子算了，谁知道没有多久，情况就变了。
有一次梁老板不知是谁惹他不高兴，又发洋脾气，骂满场。这是他的习惯，就像无预兆反复发作的癫痫病，隔一段时间就要来一次。每次发作，公司的人都避之不及，唯恐沾惹到自己身上。
老罗不知深浅，仗着自己跟他关系特殊，上前劝了几句。见他青头黑脸不说话，说走走走，到我的办公室喝茶去。说着就伸手去拉。谁知梁老板一甩手，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胳膊上你跟我死开边！
被打的老罗像被扭转了机关的木牛流马，一下由活物变成了呆物。嘴巴还是张着的，眼睛还是瞪着的，胳膊也还是抬起的，就是人不会动弹了。还是公司的一个老会计，不声不响地上去拉了他一把，把他拉到一边去了。
原来我在位上，你来求我办事时，嘴巴比孙子还甜，态度比哈巴狗还乖，人怎么能说变就变呢？又不是我寻到你的公司来的？是你为了讨好我，三番五次地接我，要我做你公司的顾问……
老罗实在是一肚子的怒气无处可消，打电话把受到的屈辱说给高正新听。一向口若悬河的老罗说起这些，竟然是哆哆嗦嗦结结巴巴的。高正新想象得到，打这个电话时，老罗眼里一定是含着泪水。
其实高正新早就觉得不对劲。原来老罗说起梁老板都是直呼其名，尊称最多是老梁或者小梁。进他公司没几天，老罗开口闭口都是梁总。人前这样也就算了，就我们两人说话，你还梁总前梁总后，至于吗？
高正新劝解一会，说老罗你辞职算了。老罗没有吭声。
过了几天打电话过去，老罗还没有辞职。老罗说梁总亲自上门给他赔礼了。说当时发脾气不是针对他，请他大人不记小人过。
老高说老罗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还想赖在他那里不走？老罗我跟你说，你现在走还有点余香。难道要他再骂你连歉都不道了，你才肯滚蛋？
自从退休以后，高正新就很少见到老罗了。最后一次见到他还是在香水星河酒店，那时候还是刚刚退下来。李非跟他打电话说，说有个事想征求他的意见。他有意把这一批退下来的老同志一起请去吃个饭。感谢这么多年以来大家对香水星河酒店的支持。不知道可不可以。
这让高正新既意外，又感动。从来都只有巴结新上台的人，哪有讨好新下台的人的。何况这些人在位时他李非都没有请过谁吃饭，现在这时候请大家，应该是完全没有功利的动机。
聚会的时候大家很高兴，也很珍惜，这种团聚的场景今后毕竟不多了。不得不感叹李非会做人。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一个电话打进来，高正新拿起手机一看，是朋友张子扬。
老张原来也跟他提到过，问他愿不愿意去深圳他的公司做事。他开始有点犹豫，说我先去上海看看外孙再说。后来见老罗受气，便彻底打消了帮谁的念头。有句话他忘了是谁说的
朋友之间最好不要掺和利益关系，弄不好朋友就没得做的了。
高主任，我有个事要请你帮忙。张子扬在电话那头说。
老高把电视调成静音，说有什么事张总你请说。
张子扬说，保龄球馆的设备，我还是想处理掉算了。便宜一点都可以。
老高说，这个事上次你不是跟香水星河酒店提出过吗，我记得他们当时没有同意。球馆现在生意怎么样？
生意不好，两年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
老高说，依我看，这种情况下，你提出把设备处理给他们，我看他们更加不会同意。
高正新听见电话那头在唉声叹气。张子扬说，您看这样行不行，就说我近期在银行有一笔贷款，需要用球馆的设备做抵押。
高正新一听就明白，老张是想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把现钱拿到手。把一个死娃留给酒店，让银行跟酒店去申冤。
这件事还是你自己当面跟李非说比较好，老高说，我可以先给他打个招呼，要李非能行方便就尽量行个方便。
张子扬是在香水星河酒店的客房与李非见的面。自从有了香水星河酒店，他每次回香州都是住在这里。他从他的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咖啡色的小方盒，放在李非面前的小茶几上。说一点小礼物，不知款式你喜不喜欢。
是什么？李非打开小盒子，里面是一只手表。rad，他默念着表盘上的商标。他没有玩表的爱好，也没戴过进口手表，是个十足的外行。
十六岁那年，父亲花了一百二十元钱，托人给他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这是他对他的奖励。那时他刚接手街道集体组织的出纳工作。在别人和家人眼里，这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它体现的是能力和信任。尽管月薪只有十五元。
父亲是一个不善表达的人，他的父爱总是藏在一副严肃的面孔下。以致在李非的回忆中，找不到父亲的笑脸。而他仅有的一张遗像，目光里也好像满是仇恨。而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个谨小慎微，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人。
当别人还在穿木拖鞋时，他给他买回了小镇上第一双泡沫拖鞋；当别人还在用光板乒乓球拍时，他给他买回了海绵球拍；他运货到县城，常常带回一些小镇的稀罕物——水果或蛋糕什么的。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那么缺乏的年代，他和母亲自己吃菜粥，都要用一个小瓦罐单独给儿子做白米饭。
但这块上海手表他只戴了两个月。会计是街坊中一个有些阴柔的中年人，月底对账时说他差了一百多元钱。他找遍了所有环节，收支的现金都没有差错。但会记说与账目不符。而他根本看不懂那些账目。最后他用手表赔了欠款，辞去了出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