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取得歼敌过千，缴获巨大的新四军将领们喜悦自豪的表情，陈海松知道安庆突袭战对于训练不足装备低劣的新四军部队来说已经算得上辉煌的胜利了，自己不能用独立师、特战队，甚至不能用军、74军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表情欣慰地向叶挺等人表示祝贺。
站起身来在地图前把国内中日两军的兵力部署情况、九江战场的进展情况、安庆、合肥一线的敌我态势做了详细介绍。指出第七战区作为大后方的前沿，承担的是骚扰迟滞敌军的任务，没有固定战场、没有防御的地点时间限制、没有杀敌指标，可以说是个良心活，想打天天可以打，不想打找个偏僻山区躲它一年也可以。
但作为中国**的军队我们必须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抗日的中流砥柱，要有捍卫国家尊严、保卫神圣国土、保护黎民百姓的主动精神，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抓住一切战机，围绕着敌人补给线、孤立据点大胆出击，干扰敌人的进攻部署。
这样以孤立分散之敌为作战对象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斗，对新四军这样力量相对弱小的部队来说是最明智的作战方式，既可以锻炼部队、增强战斗信心、提高作战能力，也可以通过缴获物资改善我们的装备水平、充实我们的后勤物资，为长期抗战奠定基础。
新四军不同于中央军和其他地方军队，是蒋介石限制发展的武装力量。物资、粮饷、弹药、编制控制很严，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发展壮大，必须摆脱国民政府的条条框框，在配合正面战场的原则下独立地选择适合我们生存的防区、选择能充分发挥我军优势的作战地域、积极地扩大抗日力量、发展根据地经济。逐步摆脱对国民政府的依赖。
新四军必须走上独立自主、机动灵活的抗日道路。
目前敌华中派遣军兵分两路，一路为军27师团、师团走水路支援九江，第二路第九师团及第二军部队从陆路沿桐城、潜山、太湖、黄梅的线路攻击前进。
本战区目前兵力分散，无法节节抵抗，将采取诱敌深入设伏包围的战略彻底消灭第九师团，**59、6军已在太湖构筑防线，74军、7军将在侧翼穿插。那里是一场大兵团宽正面的正规作战，还是交给兵力雄厚装备精良的**部队去做。
我们新四军部队的任务就是扼守安庆。想出办法在长江上拦截住27师团以及后续部队。安庆的位置非常好，正处在南京、九江之间，是敌人援兵的必经必靠之地。我的想法既然我们没有惊动敌人，就要继续利用长江水道、继续利用安庆的码头机场。隐蔽自己的身份，让鬼子不断地投入兵力兵器自动送到我们手上来。
刚才薛云龙说军部制定了战役方案不妨说来听听，大家也都参谋参谋，集思广益，相互补充。方案才更符合实际、更能扬长避短，获取最大的战果。
新四军将领不免一愣，大的战略过去一般都是叶军长提议、项政委审议、张参谋长拟定计划，各部实施。怎么新来的领导还要大家讨论，难道他对作战方案不满意？
叶挺是北伐名将。2年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长，在陈炯明叛乱时救过宋庆龄。北伐时带着独立团担任左路先锋。斩关夺隘屡立奇功。四一二后抛弃高官厚禄，毅然参加我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南昌起义担任前敌总指挥。
南昌起义失败后，辗转回到广州，与张太雷、黄平、周文雍、叶剑英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是唯一一个参加过两次三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领导人，成为红军的缔造者之一。
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对起义过程中出现的过激行为很不满。（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过当时的广州：全市火光烛天，尸体狼藉。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匆忙前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返穗。张、黄二人以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一统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无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全城鬼哭狼嚎，无故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叶挺无法理解自己所从事的革命究竟是要干什么，这样的革命就能打倒军阀、驱逐列强、富强中华吗？他的疑虑反映上去以后，受到临时中央李立三的严厉批评。更令他不能接受的是王明等人根本不了解前线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实际，把广州起义失败的罪责强加在他这个工农红军总司令的头上，无理指责、组织处理。
那时候的中央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执行机构，许多问题要到莫斯科去处理，他千辛万苦赶到莫斯科不容他辩解就被被共产国际冷落、开除党籍。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刚烈的人，愤然出走德国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加入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陈友仁、宋庆龄发起组织的‘第三党’。一边研究军事理论一边积极在国共两党之外探寻实现革命理想的道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中央考虑到新四军的特殊性，需要一位知名的党外将领来领导这支孤悬敌后的人民武装，想到了这位名将，周恩来当年路过德国时曾去望过叶挺，推心置腹地做过深谈。给孤独苦闷的叶挺以极大地安慰，发自内心地敬重周恩来。
经过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的劝说，经过蒋介石的认可，出任改编后的新四军军长。能够为国家出力让纯粹军人性格的叶挺很开心。在周恩来、董必武等陪同下意气风发地来到云岭军部，受到项英、陈毅、袁国平、张云逸、谭震林等老战友的热烈欢迎。
开始时北伐名将的光环和中央的礼遇让他拥有足够的话语权，频繁游走于武汉、南昌，出入军政部门为新四军落实编制装备、军饷被服，接见民众团体和爱国华侨为部队筹集经费，为新四军的组建、编练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