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要说到朱翊钧当皇帝后总结出来的第二条经验了。
由于对皇帝说谎在封建社会可以被认定为“欺君之罪”，所以朱翊钧身边的人一般不到万不得已，必不肯冒着欺君的风险对朱翊钧说谎。
但是不说谎不代表就一定会说真话。
根据朱翊钧的观察，皇帝身边说真话的人屈指可数，与说谎相对，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不说假话”。
这种“不说假话”的语言艺术在内廷可谓是到了已臻化境的程度。
司礼监和东厂当然是受这种语言艺术影响的重灾区，但后宫就不一样了，后宫是把这种艺术给升华了。
皇帝听到太监不说假话，心里说不定还会留一个疑影儿，觉得忠诚不绝对就代表绝对不忠诚。
但同样的事情换成后宫的女人来做，性质就陡然发生了变化。
明朝后宫到底是不干政的，后宫的女人不说假话也不说真话，就能十分自然地被解释为“身处深宫，识辨不清”，但劝谏皇帝的心却是真诚的。
朱翊钧在一群绝对不说假话的人中间生活了近半年之后，终于明白了万历皇帝的多疑是怎么被悄声无息地埋藏在他的性格之中的。
如果自己也是在一个处处不说假话又一心忠诚，但最后总能发现周围人言有出入、各有私心的环境中长大，说不定也会变成万历皇帝那样的性格。
所以当皇帝就要时刻识别周围人的私心，并且要能从一堆不假的话里提炼出有效信息的真实面貌。
这一点自古就是许多皇帝的难处。
从假话里头识别真话不难，但从不假的话里提炼真相就相当考验一个人的判断能力了。
好在朱翊钧是精研明史的穿越者，他的优势就是从根本上减少了“提炼真相”的试错成本。
周围人一开始实践这种“不说假话”的语言艺术，朱翊钧就能立刻分辨出这是一种艺术。
譬如李太后先前在给朱翊镠的南行请求锦衣卫保护的时候说过，“俞大猷平个叛都要借洋人的军舰”。
这句话当然不假，但要因此就以为明朝水军不堪一击，那是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朱翊钧能打借兵英国的主意，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和从辽东入关的满清比起来，大明水师的历史基础可谓是相当雄厚。
从南方起兵的朱元璋，当年就是靠俞廷玉父子和廖永安兄弟的巢湖水师，打败了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太湖水师和鄱阳湖水师，统一了江南，为明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公平地说，如果没有这支实力雄厚的水师为朱元璋扫平了江南，当时的起义军可能还要在江南各种政权中内耗上好一段时间。
无论如何，是不会这么快就能挥师北伐，进军中原的。
说大明是靠水师定天下，并不为过。
即使经过两百多年的海禁之后，大明水师的实力在周边国家中仍能算是首屈一指。
事实上，就算朱翊钧没有穿越成万历皇帝做任何改革，再过十年，直到万历二十六年，陈璘和邓子龙依旧能在抗倭援朝的露梁海战中率领大明水师成功击退日本。
甚至到了明末崇祯时期，受明廷招抚的郑芝龙依旧能用装备远逊于西方的水师船队，打赢入侵澎湖的荷兰舰队。
因此朱翊钧对大明水师的总体实力相当有信心。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晚明面对的海洋威胁，从其情况的严重程度来讲，比晚清是要轻上太多太多了。
西方国家虽然已经有了殖民意识，但是其扩张手段并不像晚清那般激烈。
即使是在后世被誉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在万历一朝，仍然陷入与西班牙的胶着内战之中。
而且在晚明时期，西方国家对海外的殖民地的开拓，也多像澳门一般，主要是为了海上贸易的航线垄断。
而非像晚清那时一般，对殖民地用上诸如倾销、入侵、屠杀等种种残酷手段。
所以朱翊钧对与英国合作的前景还是相当看好的。
大明水师的弱点只是在于晚明的几位皇帝根本不懂甚么是殖民扩张。
把像林道乾、郑芝龙那样的聪明人都赶到国外当“外国人”去了，留下辖域内的一群农民，还喜滋滋地觉得这叫“老实、本分、好统治”。
结果“老实农民”里面偏偏就出了张献忠和李自成。
深受近代史影响的朱翊钧痛定思痛，觉得只要自己有这个观念、有这个毅力去发展海外殖民，其余无论是装备还是造船技术，都是可以迎头赶上的。
趁着大家都还没变成帝国主义，赶紧让万历十六年的大明跟着西方国家分吃一番大航海的时代红利罢。
就在朱翊钧在心里为大明水师展望美好未来的时候，李太后又开口了，
“皇上有分寸就好，沿海百姓的负担太重，平常替朝廷维持卫所、水寨、巡检司就已是力不从心。”
一遇上实际问题，李太后有时还是会试着说真话的，
“皇上若是要借洋人水师，那募兵又得从沿海百姓里头去招募，水兵的待遇又是一向得低。”
“倘或是为了拱卫辽东、登莱那几处要紧关隘也就罢了，要是仅为了帮洋人打仗，那就太不值当了。”
朱翊钧闻言便点了点头，李太后说得也是晚明海防问题的客观事实。
明朝初年的时候，全国沿海置卫所、建水寨，派重兵戍守，水师军士有敌则战，无敌则耕，粮饷充足，海防亦趋稳固。
水寨的作用主要在于联防能力，可以根据进犯之敌的骚扰路线采取相应措施，从而有效打击海上进犯之敌。
一旦倭寇进犯，远处见烽堠报警，近海有水寨的防御，沿海巡检司进行盘查，上岸则卫所水军围追堵截，从而在沿海地区形成一道严密的防线。
这种统一指挥与分区守备，机动巡剿与近岸歼敌相结合的海防体制，在明朝被称为“巡洋会哨制度”。